• 作者: ［美］戴维·巴斯
•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 副标题: 心理的新科学
• 原作名: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 译者: 张勇 / 蒋柯 / 熊哲宏 审校
• 出版年: 2015-9
• 页数: 513
• 定价: 88.00元
• 装帧: 平装
• ISBN: 9787100110532
• Kindle 每日特价：26.99

第一编进化心理学的基础理论

人类的大脑体积大约 1350 立方厘米，它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复杂的有机组织。

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理论，它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变异（variation）、遗传（inheritance）和选择（selection）。

自然选择只是对那些碰巧存活下来的遗传变异发挥作用。进化不是一个有目的的过程，更不会预知生物体未来的需要。

我们需要强调，因为生物学家或科学家个人不能想象某种形态的进化过程，比如无法想象未进化完全的翅膀有什么用，从而否认这种形态是进化而来的，这不是一个有力的反驳。这是一种“出于无知的质疑”，或者如道金斯（Dawkins, 1982）所言，是“出于个人怀疑论的争论”；无论它们听起来有多么雄辩，其实并不是真正科学的观点。

一个名叫格雷戈尔·孟德尔的奥地利修道士揭示了遗传是“颗粒式”的，而不是混合式的。

孟德尔通过豌豆杂交实验证明了遗传是颗粒式的，但是他的发现在 30 多年后才被科学界知晓。孟德尔曾经将自己的论文寄给达尔文，但是达尔文可能没有读他的论文，或者读过却没有引起重视。基因被定义为最小的独立遗传单元，它不会混合，也不能分裂，作为一个完整的单元遗传给下一代——这就是孟德尔的核心观点。

习性学被定义为“关于动物行为的近因机制和适应价值的研究”（Alcock, 1989, p.548）。

称之为“广义适合度理论”（inclusive fitness theory）。

哈密尔顿认为，经典适合度（classical fitness）——指个体通过生殖过程直接将基因传递给下一代——的含义过于狭隘，根本不足以描述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他提出，自然选择将倾向于保留那些有助于有机体基因得以传递的特质，无论有机体是否直接繁衍自己的后代。亲属身上携带有我们的一部分基因拷贝，所以我们会帮助亲属，而亲代抚育——即对于自己孩子的投资——只是亲属互助的一种特例而已。有机体可以通过帮助自己的兄弟姊妹、侄子或侄女、外甥等亲属的生存和繁殖来扩大其自身基因的传播，因为这些亲属都携带有与他相同的部分基因。

不幸的是，哈密尔顿在刚果的丛林中染疾，于 2000 年去世。他去刚果的目的是为一个关于艾滋病毒起源的新理论寻找证据。

1966 年，威廉斯的著作《适应与自然选择》（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问世，该书今天仍被奉为进化领域的经典著作。这本具有开创性的著作至少使得进化理论领域对以下三个问题的看法发生了重大改变。

首先，威廉斯（Williams, 1966）对当时流行的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理论提出了挑战。

威廉斯令人信服地证明，尽管群体选择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它在进化过程中只是一种微弱的力量，具体理由如下。试想，如果鸟群中有两种不同倾向的鸟：一种为了避免食物资源耗竭而自我牺牲地选择了自杀；另一种则不管食物还剩余多少，都自顾自地狂吃不止。那么，到了下一代，哪种鸟可能拥有更多的后代呢？

在《适应与自然选择》出版五年之后，大多数生物学家都放弃了群体选择的观点。不过，最近有关群体选择的潜在影响的研究兴趣又在悄然复苏（Sober & Wilson, 1998; Wilson, Van Vugt, & O’ Gorman, 2008; Wilson & Sober, 1994）。

威廉斯的第二个贡献在于，他将哈密尔顿的过于数学化的广义适合度理论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述出来。

广义适合度理论部分地解释了“利他行为问题”：如果进化过程偏爱具有自我复制效能的基因，那么利他行为（即付出自己的繁殖代价为他人提供繁殖收益）又是如何进化而来的？广义适合度理论（至少是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获得帮助的人与提供帮助的人有基因关联的话，利他行为就有可能得到进化。

《适应与自然选择》的第三个贡献是，在其中仔细地界定了适应器这个概念，他称之为“基础性的概念”。适应器（adaptation）可以被定义为进化而来的、用于解决与生存和繁衍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特定问题的应对机制。比如，汗腺就是一种适应器，出汗能够处理调节体温的问题。

威廉斯提出了适应器的三条构成标准，它们分别是可靠性（reliability）、有效性（efficiency）和经济性（economy）。

这种机制是否会稳定地表现出来（可靠性）？这种机制能够很好地解决特定的适应性问题吗（有效性）？这种机制能够让有机体付出尽可能小的代价而解决问题吗（经济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适应器不仅仅要解释生物机制的效用，还要能够解释那些不可能的效用（improbable usefulness）（也就是说，要说明那些非常精确的功能为什么不能仅仅因为偶然而形成）（Pinker, 1997）。本质上，适应器假设是一种对概率的陈述，它需要说明为什么一组可靠、有效且经济的设计特征不可能是偶然因素的产物（Tooby & Cosmides, 1992; Williams, 1966）。

罗伯特·特里弗斯因为他提出的三个理论而广为人知。这三个理论是本书后面几章 的理论基础，它们是亲代投资理论（第 4 章）、亲子冲突理论（第 7 章）和互惠式利他理论（第 9 章）。

在《社会生物学》中，最后一章 是关于人类的讨论，虽然篇幅只有 29 页，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威尔逊在公开演讲时，有听众大叫让他滚下去，还有一次他被人浇了一头水。威尔逊的著作饱受攻击，这些攻击来自马克思主义者、激进派、宗教人士，还有其他一些科学家，甚至有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

尽管科学革命总是会遭遇阻碍，有时这些阻碍往往来自那些功成名就的科学家（Sulloway, 1996），

人类的行为的发生不能缺少这两个成分：（1）进化形成的适应器，以及（2）激发适应器的发展与活动的环境输入。让我们以茧子为例，如果没有进化形成的茧子生成机制，以及没有环境因素对皮肤的反复摩擦，茧子都不会形成。

所以，基因决定论——认为人的行为完全由基因决定而与环境无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进化论并不等同于基因决定论。

在理解了我们由进化而来的心理适应器以及适应器所应对的社会输入之后，我们能够摆脱行为不可改变的宿命，根据自身的需要调节我们的行为。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行为的改变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不过，我们对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认识越多，我们改变行为的能力就越强。

实际上，有许多因素让我们认识到，人类现有的适应器远非最优的设计。在这里，我们仅仅考察其中的两个方面（参见 Dawkins， 1982，第 3 章）。

最优设计的第一个障碍是进化迟滞（evolutionary time lags）。

由于进化过程发展得非常缓慢，生物往往要在特定的选择压力下经历数千代的生命周期才能体现出变化，因此，当前人类的设计实际上是更早时期的环境选择的产物。换句话说，就是现代人长着石器时代原始人的大脑。比如，现代人对脂肪的强烈偏爱，是因为过去食物资源稀缺的环境中形成的适应器，但是在现代环境中它却可能导致动脉阻塞和心脏病。

最优设计的第二个障碍是适应器的代价（costs of adaptation）。

自然选择让人类拥有了怕蛇的适应器。如果它让人对蛇极度恐惧以至于不敢出门，这的确能够降低人被毒蛇攻击的可能性，但是它所带来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所有的适应器都有相应的代价。如果某种设计相对于其他设计而言具有相对较大的收益和较小的代价，那么自然选择就会青睐这样的机制。

表 1.1 列出了其中一些里程碑式的事件。这个时间表所显示的最有趣的内容应该是时间跨度如此之大。从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出现，到 21 世纪现代人类，足足经历了 37 亿年。

表 1.1 　人类进化历史上的里程碑

大约从 120 万年前开始，人属的脑容量开始急剧增长，足足增加了一倍多，最后达到 1350 立方厘米，几乎接近现代人的脑容量。脑容量增长最快的时期是 50 万年前到 10 万年前之间。关于脑容量快速增长的原因，研究者做了很多推测性解释，比如制造工具、使用工具、复杂的交流行为、合作性大型狩猎和复杂的社会交往等活动。这些因素可能都分别起到了一定的作用（Bailey & Geary, 2009）。

大约在 20 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统治了整个欧洲和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尼安德特人的下颌较小，前额倾斜，颅骨厚实，但是脑容量达到惊人的 1450 立方厘米。他们适应了严酷的生存环境和寒冷的气候；他们四肢短而粗壮；与现代人类相比，他们的骨骼更粗壮，因此拥有更强健的肌肉。他们制造的工具先进，狩猎技能也相当强悍。

还有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会安葬死者。

大约 3 万年前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这使得尼安德特人在兴盛了 17 万年之后突然灭绝，他们的时代贯穿了整个冰河期。

该系统包含两类基础的本能。第一类是求生本能（life- preservative instinct），

弗洛伊德的第二类主要驱力是性本能（sexual instinct）。“

现代非洲人群内的基因差异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群都要高，这似乎支持了这样的假设：现代智人最早在非洲进化成功，因此，他们在非洲有更多的时间来积累基因的多样性，然后他们中的一部分才迁徙到新的地区。

新近的基因证据表明，后来的非洲移民与欧洲和亚洲的原住民之间发生过杂交，这个证据反驳了非洲起源说（Eswaran, Harpending, & Rogers, 2005; Templeton, 2005）。

弗洛伊德在晚年对自己的理论做了修正。他把求生本能和性本能结合在一起称之为“生本能”，此外增加了一个本能，即我们所知的“死本能”。

詹姆士将本能定义为“一种行为官能，它能够以某种方式产生特定的结果，但它对结果没有预见性，也不需要事先接受训练和学习”（James, 1890/1962, p. 392）。

詹姆士认为，我们拥有的许多本能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不会同时都表达出来。例如，我们有性欲，但会害羞；我们有好奇心，但同时也会胆怯；我们有攻击性，但也有合作愿望。

经典条件作用是指在本来无关的两种刺激之间建立连结（Pavlov, 1927; Watson, 1924）。

激进的行为主义是以操作性条件作用（operant conditioning）为理论基础的新式的环境决定论。根据这种理论，具有强化特征的行为结果是后继行为是否发生的关键原因。得到强化的行为将会反复出现，而没有得到强化（或者受了惩罚）的行为以后将不再出现。

行为主义的基本假设——很少的先天特质、一般性学习能力和环境中强化相倚的力量——却统治了心理学长达半个世纪（Herrnstein, 1977）。行为主义宣称，人性的本质就在于人类没有任何天性。

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提出了一个命题：有机体通过进化而先天地“预备”了学习某些事情而非另一些事情的可能性。塞利格曼和同事发现，人们非常容易对某些对象，比如蛇，建立起恐惧的“条件反射”，但是对另一些对象，比如电源插座、汽车，却很难建立恐惧的条件反射（Seligman & Hager, 1972）。

总之，行为主义的基本假设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动摇，其结果是形成了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老鼠、猴子以及人类都显示出具有某种预置的倾向性，它使得有机体很容易地学习某些事情而完全不能学习另一些事情。第二，外部环境不是行为的惟一决定因素。在考察行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生物体的大脑和心理的内部运行机制。

现在，认知革命或多或少地被等同于信息加工。信息加工是对认知过程的一种描述，它是指一种机制以什么信息作为输入，该机制用什么程序来转换这些信息，这些程序的运作又是基于什么数据结构（表征），以及会生成什么类型的表征或行为。（Tooby & Cosmides, 1992, p. 64）

人类心理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解决特殊的信息加工问题——生存和繁衍问题。

其一，进化心理学致力于探索在人类的繁殖特征——在前面的例子中是指女性的排卵期——与外在的行为之间存在着某些未知的关联。其二，进化心理学致力于考察心理的适应性功能（adaptive function），比如男性是否拥有能觉察女性何时排卵的适应器，或者女性是否拥有某种适应器来应对自己的排卵周期（例如， Bryant & Haselton， 2009），从而为新的研究提供主要推动力。

一方面，它利用了进化生物学的最新理论成果，比如广义适合度理论、亲代投资理论和性选择理论，而且还建立了非常严格的标准来评估某种适应器是否存在。另一方面，进化心理学也整合了心理学在概念和经验证据上的最新进展，比如信息加工模型、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情绪表达的普遍一致性（Ekman, 1973）、人们对动植物进行分类的普遍一致性（Atran, 1990; Berlin, Breedlove, & Raven, 1973），以及人类共有的求偶策略（Lippa, 2009）。

在上个世纪，人们曾经提出了三种理论来解释诸如茧子产生机制这样的适应器的起源问题。第一种理论叫做特创论（creationism），或曰“智慧的设计”。

特创论只是宗教信仰，而不是科学。它不能被证伪，也不是一种有预测力和解释力的理论（Kennair, 2003）。

第二种理论叫做“播种理论”（seeding theory）。该理论认为，最初的生命并不是在地球上产生的。

第三种选择，这就是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evolution by natural selection）。

自然选择理论拥有一个真正的科学理论所具备的许多优点：（1）它能够解释现有的事实；（2）它能够引发新的科学假设；（3）它能为科学探索的重要领域提供指导。

进化过程带来了三大产物——适应器（adaptations）、适应器的副产物（by- products）、以及随机影响（random effects）或者称为噪音（noise），如表 2.1 所示（Buss et al., 1998; Tooby & Cosmides, 1990）。

表 2.1 　进化过程的三大产物

适应器可以定义为一种通过自然选择形成的、遗传性的、能够稳定发展起来的特性。在进化过程中，它有助于有机体解决生存和繁殖问题（见 Tooby & Cosmides, 1992, pp. 61— 62）。

用来评估一个适应器的功能的标准通常包括有效性（以高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经济性（以节省成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精确性（所有的组成部分都专门用于实现特殊的目的）和可靠性（在相应的环境下能稳定地表现出来）（参见 Confer et al., 2010; Tooby & Cosmides, 1992, 2005; Williams, 1966）。

每种适应器都有其自身的进化阶段。一开始是突变（mutation），

适应进化的环境（environment of evolutionary adaptedness, EEA）是指在适应器的进化阶段中促使适应器形成的选择压力的统计学总和（Tooby & Cosmides, 1992）。

所谓适应器的进化阶段（period of evolution），是指适应器从一开始一点一点地发展起来，并最终成为种族内普遍拥有的设计特征的整个时间跨度。

进化心理学家更倾向于关注那些构成人类本性的适应器——心理适应器。

许多进化心理学的研究都基于这样的假设：进化论是正确的，但是这些研究不会去直接检验这个假设。

特里弗斯认为，如果某种性别的个体（通常是雌性，但也有例外）在后代身上投入了更多的资源，那么这种性别的个体在挑选配偶时会表现得更加挑剔。相反，投资较少的那种性别将不会如此挑剔，但它们会表现出很强的同性竞争倾向，而它们竞争的手段就是显示自己更有价值，向异性投资的倾向更强。

一种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evolve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也就是指有机体内在拥有的一组加工程序，它包含如下特性：

1. 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之所以表现为当前的这种形式，是因为它在进化历史中解决了某种反复出现的与生存和繁殖有关的特定问题。

2. 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被设计成只接收一小部分特定的信息。

3. 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所获得的输入信息，能够向有机体预示它正面临的适应性问题。

不过，这个过程往往是无意识地发生的。

4. 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根据决策规则将输入信息转换成输出信息。

5. 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所产生的输出，可能是生理活动，可能是其他心理机制所需的信息，也可能是外显的行为。

6. 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所产生的输出结果，直接指向特定适应性问题的解决方案。

总之，一种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是指有机体拥有的一套程序，它被设计成只接收一小部分特定的信息，按照决策规则把这些输入信息转换成输出结果，而这些输出结果能在远古的环境中较好地解决某个适应性问题。这种心理机制之所以存在于现在的有机体身上，是因为在总体上讲，它能够让我们的祖先成功地解决某个特定的适应性问题。

这一节我们将考察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的几个重要特征。

这些机制提供了非人为的标准，让我们能够“按照心理的非人为分界特征对其进行划分”。进化心理学的一个中心前提在于，根据这些机制的功能——即按照它们被自然选择设计来解决的适应性问题的类型——对其进行分析，以此确认、描述和理解心理机制的构成。

要想对人类的心理进行有效的、非人为的分析，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功能。如果心理的两个组成部分所执行的是不同的功能，那么我们应该把它们看做是独立的机制（尽管它们还可能以其他的方式发生相互作用）。

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具有问题特殊性。

不存在所谓“一般的适应性问题”（Symons, 1992）。

总之，问题特殊性的适应性机制通常比一般性的机制更具优势，因为：（1）一般性的解决方案不能指导有机体去更正适应性方案的失误；（2）即便一般性的解决方案能够更正有机体的行为，但它们也会带来许多的错误，从而让有机体付出巨大的代价；（3）对于每个问题而言，所谓“成功的解决方案”是千差万别的。简而言之，适应性解决方案所包含的专门化的程序以及对加工内容敏感的成分，使得该方案能够成功地解决适应性问题。

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所拥有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多样性，让人类的行为具有灵活性。

超越领域特殊性的心理机制。

不过，最近有些进化心理学家认为，除了存在大量的特殊性机制之外，人类还进化了少数几种领域一般性的机制（例如 Chiappe & MacDonald, 2005; Figueredo, Hammond, & McKiernan, 2006; Geary & Huffman, 2002; Livingstone, 1998; Mithen, 1996; Premack, 2010）。这些研究者提出的一般性机制的例子包括一般智力、概念形成、类比推理、工作记忆以及经典条件作用（见第 1 章）。

洽培和麦克唐纳（Chiappe & MacDonald， 2005）认为，诸如一般智力这样的领域一般性机制，其进化而来是为了“解决进化过程中不经常出现的问题（2005, p. 3）”，或者用于开发对老问题的新解决方案。

有趣的是，金泽（Kanazawa， 2003b）使用了相似的论证，却得出相反的意见：“一般智力”其实是用来解决专门化问题的、具有领域特殊性的适应器——即专门针对那些进化上的新问题。

一个明确的事实是：在探索人类心理的重要机制的过程中，以领域特殊性假设为出发点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引人入胜的研究成果。

而以领域一般性机制为前提的研究方式是否会取得能与之媲美的研究发现，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进化心理学家并没有将“信息封闭”（information encapsulation）作为进化心理机制的一条界定特征（Hagen, 2005），但这个特征有时被用来作为“模块性”概念的标准（Fodor, 1983）。信息封闭特征意味着每一种心理机制只接收自给自足的信息而不能接收来自其他心理机制的信息。

人类可能拥有进化形成的上层调节机制，不过，这个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注意到：（1）正是在漫长的时间中，周期性的环境的选择压力塑造了各种机制；（2）在个体的发育过程中，机制的发展有赖于环境的输入；（3）环境输入是所有机制产生活动的必要条件。

所有的行为都是一个因果链上的一环，都需要进化的心理机制和环境输入的共同作用。

在学习机制之下一定存在某种天性，正是它使得人类的行为会受到环境输入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第一，将一个事件贴上“学习”的标签并不能对之做出解释；它仅仅描述了一个现象，即环境的输入使有机体发生了某些改变。第二，“学习”与“进化”并不是两个相互对立的解释；实际上，学习的发生需要特定的进化心理机制作为基础。第三，进化的学习机制在本质上常常是特殊性的（关于文化的进化心理学的相关讨论参见第 13 章）。

检验进化假设的方法

比较不同的物种

跨文化方法

利帕等人的跨文化研究取得了两个关键发现：（1）心理旋转的性别差异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2）与社会角色理论的假设相反，在两性更加平等的文化中，心理旋转的性别差异反而更大一些。

生理学和脑成像方法

遗传学方法

分子遗传学方法在人类的进化问题上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发现。第一，它们能够对关于现代人起源问题的各种相互竞争的假说进行检验，如我们在第 1 章 中看到的那样，关于现代人是起源于非洲还是非洲之外的地区仍然存在争议。第二，它们能够确认那些在 1 万年之内出现的简单适应器所对应的基因，比如有助于消化奶制品的基因（Bersaglieri et al., 2004）。第三，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显示，在过去的 4 万年中，特别是最近 1 万年内（全新世），人类的适应和进化过程加快了（Hawks et al., 2007）。这个惊人的发现颠覆了很多科学家的传统看法，他们曾经认为基因进化已经减慢或停止，取而代之的是纯粹的文化进化。

比较雄性和雌性

比较物种内的不同个体

比较不同情境中的同一个体

实验法

检验进化假设的数据来源

除了多种研究方法之外，进化心理学家还拥有丰富的数据来源，以此检验他们建立的进化假设。这一节简要介绍其中的几种数据来源。

考古学记录

来自狩猎—采集社会的数据

观察

自我报告法

生活史数据和公共记录

人类的制造物

超越单一数据来源的局限

以现代进化论为指导

从理论上来讲，所有的适应性问题都必须和繁殖活动有关，并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增加有机体的繁殖成功率。

以普遍的人性结构的知识为指导

以传统社会为指导

以古人类考古学和古人类学为指导

以当前的心理机制为指导

我们已经进化形成了对远古危险物的害怕倾向，但对现代危险物却不惧怕。

以任务分析为指导

任务分析就是去分析一种现象，然后确认当这种现象出现时，有机体必须解决哪些认知任务，而且他只能使用远古环境中所能得到的信息。

任务分析能帮助我们在观察到某种现象时，去考察有机体必须解决哪些适应性问题，以及他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适应器又具有什么样的设计特征。

适应性问题的组织

有四种适应性问题是从现代进化理论中直接衍生出来的：生存和成长问题、择偶问题、抚养问题和遗传亲属问题。

第二编生存问题

过去十几年间的科学研究确实显示，人类普遍地表现出拥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常识生物学”知识（Atran, 1998; Berlin, 1992; Keil, 1995）。常识生物学（folk biology）的核心是关于各种生物的直觉认识，包括直觉地对不同物种进行分类，并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拥有自己特有的内在“本质”，正是这种内在本质使各物种的个体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生长发育，并赋予该生物体以身体功能、外在形式和特殊的力量。

常识生物学在个体早期就已经出现，而且并非来源于父母给予的明确教导（Gelman, Coley & Gottfried, 1994）。这种知识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Atran, 1998）。而且，它对于解决很多生存问题至关重要，比如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适应性问题——哪些东西有营养，哪些东西有毒；哪些物种可以捕食，哪些物种可能会猎杀我们。

人和老鼠都有一种可以被称为“新食物恐惧症”（neophobia）的适应器，即对陌生食物的强烈反感。

关于厌恶的跨文化一致性的证据还来自对表情的研究，研究者发现，对厌恶表情的识别也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由一个先天盲人做出来的厌恶表情能够被另一个先天聋人准确地识别（Oaten et al., 2009）。

很多实证研究的证据都支持厌恶的疾病预防假说。厌恶是一种进化而来的，用于防止疾病传播和生存受到危害的情绪机制。

有趣的是，在某些更加重要的情况下，厌恶反应可以被抑制或关闭，比如当需要照顾受伤的战友或亲属时就是如此（Case, Repacholi & Stevenson, 2006）。

这些发现表明，人类有能力控制厌恶反应，让它开启或关闭，以服务于更紧迫的适应性问题。

普罗菲特（Profet， 1992）假设妊娠病是一种适应器，它能够阻止孕妇摄入或吸收致畸因子——即不利于胎儿发育的有害物质。

许多植物都含有一定的毒素，甚至包括我们经常食用的植物，比如苹果、香蕉、土豆、橙子和芹菜。黑胡椒粉是我们常用的香料，它却包含一种既能致癌又可能诱发基因突变的物质：黄樟素。

孕妇认为难吃的食物有咖啡（400 人的样本中有 129 人选了此项）、肉（124 人）、酒精（79 人）和蔬菜（44 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 3 名孕妇讨厌吃面包，而且没有一名孕妇讨厌吃谷类食物（Tierson, Olsen, & Hook, 1985）。对 100 名正在经历第一次怀孕的妇女所做的另一项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Dickens & Threthowan, 1971）。在这 100 名孕妇中，有 32 人讨厌咖啡， 18 人讨厌蔬菜， 16 人讨厌肉类和鸡蛋。许多人闻到油炸或烧烤过的食物后都会呕吐，而这类食物中通常含有致癌物质。有的孕妇闻到变质的肉类后几近昏厥，因为这些变质的肉中滋生了大量的致命细菌。如果孕妇食用了这些食物，她们更有可能会呕吐。呕吐反应阻止了毒素进入孕妇的血液，从而保证胎儿赖以生长的胎盘不受侵害（Profet, 1992）。

第一，在孕妇们讨厌的食物中，往往包含了大量的毒素。比如，肉类通常因为真菌和细菌分解，从而含有较多的毒素，而孕妇在头三个月中似乎拥有专门化的“厌食肉类”的机制（Fessler, 2002）。第二，妊娠病往往发生在胎儿最容易受到毒素入侵的时期，大概是受孕后的 2 周到 4 周左右。这个时候，胎儿的许多主要器官都正在形成当中。第三，大约第 8 周左右，妊娠病开始减轻，到第 14 周时基本上完全消失，而此时也正好到了胚胎器官发育敏感期的尾声。

最有力的临床证据也许来自怀孕成功的案例。头三个月没有妊娠病的孕妇，其自发性流产率几乎是有妊娠病的孕妇的三倍之多（Profet, 1992）。

最近一项对 27 种传统社会的调查表明，研究者在其中的 20 种社会中观察到了妊娠病和晨吐现象，另外 7 种社会中则没有。在发现有妊娠病的 20 种社会中，人们更多地食用肉类和其他来自动物的食品；这类食物通常比植物含有更多的病原体和寄生虫（Fessler, 2002; Flaxman & Sherman, 2000）。所以，若想清楚地检验胚胎保护假说，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跨文化研究证据（参见 Pike, 2000，他对 68 名居住在非洲肯尼亚的图尔卡纳地区孕妇所做的调查不支持这个假设）。

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说：食物烹饪技术是促进现代人类出现的关键因素之一（Carmody & Wrangham, 2009; Wrangham et al., 1999）。

它使得人类的大脑容量发生了巨大的演变。

烹饪假说在科学界引起了很多争论。争论的关键点在于人类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火来烹饪食物。如果兰厄姆的假说是正确的，即烹饪技术是让人类大脑容量增大的关键发明，那么烹饪应该在 160 万年前到 190 万年前就已经被广泛地采用，因为化石证据显示，我们在这个时期的直立人祖先与他们的祖先相比，脑容量有了显著的增长。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在如此久远的年代人类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火种的证据。很多科学家认为，烹饪技术的出现不会早于 50 万年前，而明确的关于烹饪的最早证据出现在 20 万年前（Gorman, 2007）。

哪些香料是最有效的杀菌剂，答案是洋葱、大蒜、多香果和牛至。

大多数的灵长目动物确实以水果为主要食物，

人类对酒的迷恋本身并不是一种适应器，而是喜欢成熟的果实这一适应行为的副产物（Dudley, 2002; Singh, 1985）。“

人类对肉类的消耗量比其他灵长目动物都要高得多。比如，黑猩猩食用的肉类仅占它们食物总量的 4%。而人类中这一比例大约占到 20%~ 40%，遇到寒冷季节或者狩猎旺季，肉类的比例甚至高达 90%。

根据狩猎假说，大型狩猎活动是人类进化的主要推动力，它还衍生出其他结果，比如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语言、脑容量的增加。

人类的肠道主要由小肠组成，这一点将我们和其他所有的灵长目动物区分开来。小肠能将蛋白质迅速分解，并吸收其中的营养物质。

人类男性对子女的亲代投资非常巨大，这在所有的灵长目动物中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所谓的供养假说（provisioning hypothesis）。由于肉类是非常经济而高效的食物，所以很方便带回家去喂养子女。相反，长距离地携带低热量的食物则是很不划算的。所以，狩猎假说能够很好地解释男性通过提供食物对子女进行巨大投资的行为是为何出现的。

尽管提供食物常常被认为是对狩猎得以进化的一种适应性解释，但是狩猎假说也能解释人类身上特有的其他现象。其中之一便是牢固的男性同盟（strong male coalitions），它在全世界的人类社会中都十分普遍。狩猎假说可以给这一现象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虽然黑猩猩也形成雄性同盟，但为时并不长久，通常是暂时性的和投机性的；参见 de Waal, 1982）。

除了狩猎假说之外，其他观点也能解释男性同盟的出现。比如，群体和群体之间的攻击和防御、小集团的政治联盟等活动都有可能形成牢固的男性同盟（Tooby & DeVore, 1987）。

狩猎假说还能够解释牢固的互惠式利他行为（strong reciprocal altruism）和社会交换（social change）是如何在人类身上出现的。人类表现出广泛的互惠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持续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这在灵长目动物中也是独一无二的（Tooby & DeVore, 1987）。

一项针对 3479 名挪威人的调查显示，男性比女性更多地从事狩猎（大型或小型）和钓鱼等活动；女性则更多从事采摘浆果和蘑菇之类的活动（R ø skaft, Hagen, Hagen, & Moksnes, 2004）。

研究者们通常假定，供养妻子和子女是狩猎活动出现的主要原因，

炫耀假说和供养假说似乎是相互对立的，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霍克斯认为，男人狩猎并不是为了供养他自己的家庭，而是为了通过与他人共享食物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实际情况是，成功的阿齐猎人能够获得更多的性交机会，他们的子女也更容易存活下来，这些现象恰恰支持了炫耀假说。

上面曾经提到，男性的狩猎行为是现代人类得以进化的主要推动力。另一种观点则完全相反，它认为女性的采集活动才是人类进化的关键因素（Tanner, 1983; Tanner & Zihlman, 1976; Zihlman, 1981）。根据这一假说，石器工具并不是被发明出来用于狩猎的，而是用于挖掘和采集各种植物的。采集假说认为，正是由于石器工具让采集食物变得可行而且更为经济，所以人类才经历了从森林到热带丛林再到大草原的过渡（Tanner, 1983）。

尽管女性的采集活动十分重要，但采集假说还是受到了众多质疑，有些研究者认为它未能成功地解释人类为什么会从灵长目中分化出来（参见 Tooby & DeVore， 1987）。

采集假说不能解释劳动的性别分工这一跨文化的普遍现象，亦即男性狩猎女性采集的事实。

简而言之，这个理论预测，女性已经进化了一种采集适应器，她们拥有更好的“空间方位记忆”能力，而男性则在辨别方向、看地图和心理旋转等能力上更强，因为它们有助于男性在狩猎时掷出去的长矛能成功地射中猎物。现有的许多研究结果都证实，人类的空间能力确实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在涉及方位记忆和物体排列（见图 3.1 所示）的空间任务上表现得更为出色（Silverman & Philips, 1998）。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表明女性在物体方位记忆方面具有优势的数据还不够多（Voyer et al., 2007），因此，“采集假说”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与 Elizabeth Cashdan 的个人交流， 2010 年 7 月 28 日）。

可以这样给害怕（fear）下一个定义，害怕是“当面临实际危险时所产生的一种不愉快的情感，通常是一种正常的反应”（Marks, 1987, p. 5）。害怕和恐惧症（Phobia）不同。恐惧症也是害怕，但害怕程度与实际的危险程度不成比例，远远超出了正常的情绪反应，恐惧症患者通常会远远地躲避那些让他感到害怕的场景。

马克斯（Marks， 1987）和布拉查（Bracha， 2004）概括了害怕和焦虑为我们提供保护的六个途径（表 3.1）：

1. 静止：

2. 逃走：

3. 战斗：

4. 投降或让步：

5. 惊恐：

6. 昏厥：

昏厥增加了战斗的非参与者在暴力冲突中的存活几率，因此在进化历程中成为人类的一种普遍特征。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它应该衍生出这样的预言：当看见血时，女性和儿童要比男性更多地发生昏厥。事实上，确实有一些研究证据强烈支持这个预言（Bracha, 2004）。

上面这些防御策略并不是人类所特有的，它在很多哺乳类动物中都会出现（Bracha, 2004）。不过，昏厥是人类独有的反应，这大概是人类经过了 200 万年的进化而形成的面对战争的反应（Bracha, 2004）。

在人类个体的发育过程中，人害怕的对象和相应的危险类型出现的时间几乎是一致的（Marks, 1987）。

许多不同的文化中都有关于人类婴儿害怕陌生人的记载，

事实上，婴儿被陌生人杀害确实是一种常见的“恶劣的自然条件”，这在人类（Daly & Wilson, 1988）和其他灵长目动物（Hrdy, 1977; Wrangham & Peterson, 1996）中都是如此。有趣的是，人类的儿童通常更加害怕陌生男人，而不是女人。这种反应模式完全符合这样的事实：从历史上来看，陌生男人通常比陌生女人更加危险（Heerwagen & Orians, 2002）。

能称之为进化适应器的心理机制，并不一定要在“出生”时就表现出来。特定的害怕反应就像青春期一样，只有到一定的年龄发展阶段才会出现。

实验者让一组被试将混在中性图片中的恐怖图片搜索出来，而另一组则相反，需要将混在恐怖图片中的中性图片挑出来（Ö hman, Flykt, & Esteves, 2001）。结果发现，人们搜索蛇和蜘蛛的速度比中性事物要快得多。

纽霍夫发现，我们对“正在接近的”声音和“逐渐远去的”声音的知觉有显著的不对称性。当音量发生变化时，正在接近的声音比逐渐远去的声音更容易被人觉察出来，尽管在两种模式下声音的变化量是相等的。

人们在从上往下看时，对垂直距离的估计要比从下往上看时多 32%。

我们的视觉适应器也让我们错误地高估垂直距离，防止从高处跌落的危险。所以，我们的知觉适应器并不总是作出准确的识别和判断，它们有时具有会产生“适应性错觉”的设计特征。

铁元素是细菌的食物。细菌依靠铁元素才能繁殖。

基因多效性（pleiotropy）是指一个基因同时拥有两种或多种效应。比如说，一个促进男性睾丸激素分泌的基因，能让男性在生命早期阶段与其他男性的地位竞争中获得成功。但是，睾丸激素的增加又会在老年时表现出一种负面影响——增加了患前列腺癌的危险。

第三编性行为和择偶行为的挑战

尺寸较小的配子被定义为雄性，尺寸较大的配子被定义为雌性。

表 4.1 　长期择偶的适应性问题以及假设的解决方案

对人类来说，女性要进化出对男性物质资源的择偶偏好，还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首先，在进化历史中，资源必须是由男性积累、保护并控制的。其次，每个男性掌控的资源都存在数量上的差别，他们对不同的女性及其后代的投资意愿也不一样。

女性已经进化了对资源和经济情况的强烈偏好。

在选择长期伴侣时，女性把男性的事业和发展前景作为非常重要的品质，

从历史上看，远古时代的人类女性更偏爱社会地位高的男性，这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如何获取资源这一适应性问题。

在狩猎—采集时代，狩猎带来的资源至关重要，所以远古女性更偏爱年龄较长者，现代女性的择偶偏好可能就源于此。

女性已经进化出了一些择偶偏好，她们偏爱那些有能力获取资源的男性，排斥那些缺乏上进心、很难获得资源的男性。

女性之所以看重可靠性和情绪的稳定性，正是为了从配偶那里获得稳定而持续的资源。

女性偏爱个子高、运动能力好的健壮男性，她们喜欢宽肩窄臀的倒三角身材。这些身体特征表明该男士有能力保护女性及其子女。

男性的身高是预测他会收到多少回应的四个主要指标之一，另外三个分别是学历、年龄和资源（Pawlowski & Koziel, 2002）。

分泌过多的睾丸激素对人体的免疫系统是有害的。根据约翰斯顿的观点，在男性的发育过程中，只有非常健康的人才能够“负担”高水平的睾丸激素。不够健康的男性则必须抑制睾丸激素的分泌，以防威胁到本来就脆弱的免疫系统。结果，健康的男性分泌了更多的睾丸激素，从而形成了更具男性气质的面孔。假如约翰斯顿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女性对阳刚面孔的偏好从本质上来说是对身体健康的偏好。

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物种在成年期存在依恋行为，那么，与那些没有依恋行为的物种相比，该物种的雄性成员对后代的投入更多。所以，雌性在择偶时表现出对爱情的重视，其本质功能就在于确定雄性是否愿意承诺将来会照顾他们的子女。

研究者要求每一位受访者在看完 5 张幻灯片之后，对每张幻灯片进行评分。

这项研究表明，女性在选择结婚对象时，更偏爱那些愿意为子女投资的男性。

在考虑结婚对象时，男性对女性的吸引力的评价，与幻灯片所呈现的各种情境几乎无关。

根据拉·塞拉的个人观点，她提到这项研究的灵感是来自于一张海报：一个怀抱婴儿的迷人男士。当时这个形象吸引了她的注意，这也证明了在针对女性市场时这种广告策略的确是有效的（La Cerra, 1994, p. 87）。

如果在女性眼中一个男人是喜欢小孩的，那么女性在考虑长期伴侣关系时，往往认为这样的男人更有吸引力。但是，女性在挑选短期伴侣时，却并不会特别看重这一点。

有趣的是，父亲给女儿的情感支持越多，女儿在挑选配偶时更有可能选择那些和父亲有相似之处的对象。

在长期伴侣关系中，女性通常偏爱制造幽默的男性，而男性则偏爱那些能够理解他们幽默的女性（Bressler, Martin, & Balshine, 2006）。那么，女性为什么看重幽默感呢？有一种理论认为，幽默感意味着“好基因”（适应度的指标），它表明这个人具有创造力和复杂高超的认知技能，而这些能力可以抵御基因突变带来的高风险（Miller, 2000）。虽然有一些研究支持这个理论（Bressler et al., 2006），但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其他研究者则认为，幽默感有助于人们建立和维系社会关系（Li et al., 2009）。

女性通常偏爱资源较多的男性。进化心理学提出了一种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叫做结构性资源缺乏假设（structual powerlessness hypothesis）（Buss & Barnes, 1986; Eagly & Wood, 1999）。根据该理论假设，因为权力和资源一般由男性掌控，女性被排除在外，所以她们要选择有权有势、能挣钱的男性。女性通常希望嫁给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男性，因为这是她们接触并获取资源的主要途径。相比之下，男性在择偶时并不像女性那样看重经济资源，这主要因为男性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资源，而女性拥有的资源总是比他们少。

结果发现“高收入的女性更看重男性的经济前景，而不是外表的吸引力”（Moore et al., 2006, p. 201）。还有几项大规模的跨文化研究也表明，结构性资源缺乏假设（有时也被称为社会角色理论）并不成立（Lippa, 2009; Schmitt et al., 2009）。总体上来讲，上述研究结果不仅无法支持结构性资源缺乏假设，而且还直接否定了它。

当一个男人被一群女人簇拥着时，女性对他的吸引力的评价比他独自站着时更高（Dunn & Doria, 2010; Hill & Buss, 2008a）。还有两项研究发现，只有当男人身边的女性是美女时，才会出现择偶模仿效应（Little et al., 2008; Waynforth, 2007）。

女性在挑选配偶时比较善于运用一些社会信息来作为重要的参考线索，比如其他漂亮女性对某个男人的态度和兴趣。

结果发现，女性的自我评分越高，她们会更加偏爱男性化的面孔，

在控制条件下，研究者发现，这个效应在女性面孔中不存在：也即是说，女性对自己外貌的评价分数，和她们对其他女性面孔的对称性的偏爱程度之间，并没有显著相关。这也说明，女性对男性面孔的偏好，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审美评价，而是与择偶行为有关的特定偏好。

一个女性的配偶价值越高，她对未来伴侣的配偶价值也将抱有更高的要求，

男性的性取向通常在生命早期就已经显现，而女同性恋却灵活得多，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有可能发生（Baumeister， 2000）。

有时，这些男性满足于短期的性关系，不愿意给出长期的承诺，这就让女性面临一个难题。对于这个问题，解决手段之一是寻求对方的爱情。爱情往往标志着一个男性从事实上对某个女性作出了承诺。

许多远古女性在同意发生性行为之前都要求男性给出可信的承诺，不愿承诺的男性根本无法吸引到异性。

婚姻的另一个收益是，它可以提高男性对异性的吸引力。

愿意发展长期关系的男性就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这样的男性可以吸引到迷人的女性，因为女性通常都想要长久的关系。

婚姻的第三个潜在收益是，它可以增加亲子关系的可信度。

婚姻的第四个潜在收益是，它能够提高子女的存活率。

婚姻带给男性的另一项好处是，它可以提高男性的社会地位。

总而言之，男性之所以愿意给出婚姻的承诺，主要是因为婚姻至少具有以下七种丰厚的适应性收益：（1）增加吸引异性的成功概率，（2）有助于吸引一个更迷人的配偶，（3）增加亲子关系的可信度，（4）提高子女的存活率，（5）通过亲代投资提高子女的繁殖成功率，（6）提高社会地位，（7）有助于建立联盟。

一个进化模型预测，从本质上来说，男性看重的并不是女性是否年轻，而是那些与繁殖价值或者生育力有关的生理特征。从这个视角出发，当我们探讨青春期男性的年龄偏好时，似乎会得出一个违背直觉的预测：青春期的男生应该偏爱比自己年龄稍长的女性。虽然这与男性偏爱比自己年轻的女性的普遍模式刚好相反，但是对青春期男性而言，年龄稍长的女性往往比他的同龄女生或更小的女生拥有更高的生育力（Kenrick et al., 1996）。

更有意思的是，在实际情况中，年龄稍长的女性对与这些小毛头们约会却没有多大兴趣（

人类祖先可以通过两种类型的外在线索来辨别女性的繁殖价值：（1）外貌特征，比如丰满的嘴唇、光洁的皮肤、清澈的眼睛、亮泽的头发、灵巧的身体和匀称的体型；（2）行为特征，例如轻盈的步伐、生动的表情和充沛的精力。

女性化的面孔更有吸引力（Gangestad & Scheyd, 2005）。所谓女性化，通常是指嘴唇饱满、眼睛大、颚骨薄、下巴小、颧骨高、嘴巴和颚骨的距离短。

一个违背直觉的现象是，平均化的面孔也更有吸引力。

第一种理论认为，人类可能拥有一种普遍性的认知偏好，偏爱那些容易加工的事物，而最接近于平均原型的刺激信息恰恰更容易加工。

第二种理论则认为，平均化可能意味着某种遗传的表现型优势（Gangestad & Scheyd, 2005）。偏离平均化的生物个体，很容易遭受环境的侵害，比如疾病和基因突变。

腿长不仅预示着健康，还具有某种生物力学上的效用（Sorokowski & Pawlowski, 2008）。

这些证据颠覆了我们的常规观念，即认为审美标准是在当前的文化模式中逐步习得的。在上述研究中，审美标准似乎不需要训练就已经出现。

审美标准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　美既不是随意的，也不受文化的制约。

对体型胖瘦的偏爱受文化因素的影响最大，这是因为体型往往代表了社会地位。

有研究者调查了全球十大区域中 26 种文化背景下的 7434 名受访者，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男性心中的理想女性的体重，总是比女性认为男性偏爱的体重更高一些（Swami et al., 2010）。

另一项研究调查了天生失明的男性，研究者让他们触摸各种体型的塑料人体模特，结果发现，受访男性也更加偏爱低腰臀比的塑料模特，这意味着，男性对低腰臀比的偏好在完全没有视觉输入的情况下也同样出现（Karrenmans, Frankenhuis, & Arons, 2010）。

所幸的是，人类祖先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独特的适应性问题，他们注重寻找未来配偶身上可以增加亲子关系可信度的某些品质。至少有两种偏好能够帮男性解决这个问题：（1）婚前贞洁（premarital chastity），（2）婚后忠贞（postmarital sexual fidelity）。在现代避孕技术出现之前，处女的贞洁就是确保亲子关系的一个重要线索。假如一个女性对贞洁的态度一直很稳定，那么婚前的贞洁就意味着婚后的忠贞。如果一个男人不选择处女为妻，他就会面临戴绿帽子的危险。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尽管男同性恋的后代数量仅为异性恋的五分之一，但是男同性恋的母系女性亲属（比如他们的母亲和姨妈）的确比异性恋的类似亲属拥有更多的后代（Iemmola & Campiero Ciani, 2009）。

若想进一步证实这个理论，研究者们必须解开这个进化难题：通过母系亲属遗传下来的同性恋基因是如何提高女性亲属的生育能力的？

保持高水平的睾丸激素是有风险的。其一，睾丸激素会危及免疫系统的功能；其二，由于睾丸激素能激发男性的择偶动力，所以它有可能降低男性抚育后代的意愿，毕竟，如果一个男人总是不停地追求其他女性，他很难称得上一个好伴侣。因此，进化论者预测，男性在成功地找到一个长期伴侣之后，他们的睾丸激素水平将会下降。事实上，有些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个推测（Burham et al., 2003; Gray et al., 2004）。

研究者让被试在不同的偏好特征上分配他们手头的择偶货币。研究结果发现，预算低的男性把大部分预算分给了外貌，而女性则把大部分预算分给了资源，这种性别差异与其他的研究结果非常吻合。但是当预算增加时，男女两性都会花更多的预算在“奢侈品”上，比如说善良、创造性和活泼（当然，善良和智力也可以算作必需品）。

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在和漂亮女性说话时，会刻意压低他的嗓音，在其他情况下却不会这样。

所谓欺骗策略，是指在择偶活动中，男性如何欺骗女性，女性又如何欺骗男性。

女性比男性更常在外貌上欺骗异性，例如，“异性在旁边时我会收腹”，“

有趣的是，玛丽安娜·费希尔发现，处于受孕期的女性通常比其他女性更常诋毁她们的竞争对手（Fisher, 2004）。

我们有理由认为，远古人类（包括男性和女性）在某些时候可以从短期择偶中受益。

使用短期择偶策略的远古男性面临着许多特殊的适应性问题，它们分别是：确保伴侣的数量和多样性；性行为的易得性；辨别女性的生育力；以及避免承诺。

寻求短期关系的男性会更加偏爱那些具有明显生育特征的女性。这是因为，生育能力强的女性更有可能在一次性行为之后就怀孕。相反，寻找长期伴侣的男性更加偏爱那些繁殖价值高的年轻女子，因为这样的女性将来可以生育更多的子女（参见第 5 章 关于生育力与繁殖价值的区别的论述）。

因为夫妻分离时可能产生外遇，如果其他男人的精子留在妻子体内，那么丈夫就必须增加精子数量。精子数量的增加并不受男性最后一次射精时间的影响，即使丈夫在和妻子分开的过程中有过手淫，他回来后仍然会射出更多的精液，只要他真的离开妻子很长一段时间。

这一节我们将探讨短期择偶的心理证据：对拥有大量性伴侣的渴望，获取性交机会所需的时间，短期择偶标准的降低，性幻想的性质和频率，还有“零点现象”。

另一项研究分析了 48 种“私人心愿”，比如“死后跟随上帝”和“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并有所贡献”等（Ehrlichman & Eichenstein, 1992）。结果发现，性别差异最大的心愿是：“想和谁上床就和谁上床。”

实验结果表明，男性在选择长期伴侣时会优先考虑女性的面孔，但在短期择偶时会优先考虑身材。

相比之下，女性的偏好并没有发生变化，她们在短期择偶和长期择偶时都会优先考虑男性的面孔。

性伴侣较多的男性都曾有过这种经验，在性行为结束之后，伴侣的魅力指数会突然降低，而性经验较少的人（不论男女）却不会有这种感觉。

男性的性幻想非常频繁，而且幻想的内容特别新奇，这是男性性幻想的两个主要特征。

性后悔是一种进化形成的心理特征，它有助于男性在将来获得更多的性交机会，同时避免卷入长期的关系。

表 6.1 　远古非一夫一妻制择偶的线索

总体看来，现代文明社会和原始部落的行为证据都说明，女性并不是只追求一对一的长期伴侣关系。

既然女性已经进化出短期择偶的心理机制，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女性肯定可以从短期关系中获得许多适应性的收益。那么，究竟有哪些收益呢？研究者提出了 5 种收益：资源、基因、更换配偶、获取择偶技巧以及操纵配偶（Greiling & Buss, 2000）（见表 6.2）。

表 6.2 　女性获得的收益：短期择偶

得到支持的假设：更换配偶、驱逐配偶和资源假设

有趣的是，被默认为最有可能获得的收益——性满足——却并没有在受访女性心中占据核心位置。

研究结果发现，当女性处于排卵期前后时（也即最容易受孕的时候），她们的择偶偏好会发生变化（Gangestad & Thornhill, 2008; Gangestad, Thornhill, & Garver- Apgar, 2005; Garver Apgar, Gangestad, & Thornhill, 2008）。只有在这个怀孕窗口期，女性才能从短期关系中获得真正的遗传收益。研究者已经观察到，女性在排卵期和其他生理阶段的择偶偏好有所不同。当处于排卵期时，女性：（1）觉得对称性高的男性更有吸引力；（2）更加偏爱那些面孔、身体和嗓音具有阳刚之气的男性；（3）更加偏爱个子高的男性（Pawlowski & Jasienska, 2005）；（4）更加偏爱表现出创造性智力的男性（Haselton & Miller, 2006）；（5）更加偏爱外表迷人和肌肉发达的男性；（6）更加偏爱那些爱出风头的男性，这样的男性很容易和其他男性发生竞争，这些品质是社会支配的标志（见图 6.5）。

图 6.5 　在不同的生理阶段，女性分别在短期择偶（实线）和长期择偶（虚线）时对那些爱出风头、喜欢竞争的男性的偏爱程度

研究者想弄清楚这些评估人员是通过什么线索来预测女性的 SOI 分数的。有趣的是，他们发现了一些“有效”的线索，比如挑动眉毛、频繁扫视男性助手，而“无效”线索则包括微笑、大笑、靠近男性助手、着装暴露等。人们通常使用这些无效线索来预测女性对短期关系的态度，但是实验结果表明，这些线索和女性自我报告的性策略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

第三项研究显示，面孔的男性化特征只与男性的短期择偶策略有关，而与女性无关（Boothroyd et al., 2008）。

更复杂的是，有一项研究显示，继父的存在，甚至比生父的缺失更能促使女孩提前发育成熟，这恰好是短期择偶策略的重要预兆（Ellis & Garber, 2000）。

如果性别比例开始向男性倾斜，可供选择的女性很多，男性通常会转向短期择偶，更好地满足他们对多个性伴侣的需求（Pedersen, 1991）。

当男性数量大于女性时，两性都会转向长期择偶策略，这时婚姻更加稳定，离婚率也较低（Pedersen, 1991）。

有些研究表明，女性自我感知的配偶价值和她们是否采用短期择偶策略并没有明显的关联（e. g., Lalumiere et al., 1995; Landolt et al., 1995; Mikach & Bailey, 1999）。

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更换配偶假设、获取资源假设、长期目的假设、优秀基因假设或性感儿子假设都得到了相关证据的支持，但是却不支持提升地位假设和操纵配偶假设。

当女性过剩时，男性和女性都倾向于短期择偶策略。

第四编亲代抚育和亲属关系的挑战

一个令人惊诧的事实是，许多物种根本就不承担养育后代的责任（Alcock, 1993）。

在观察大自然中的亲代抚育现象时，我们要记住，这种行为产生的繁殖收益必定超过它需付出的代价。

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父母之爱根本就不是无条件的，这里面有一些复杂的进化原因。

女性的确在抚育子女方面远比男性投入的更多（Bjorklund & Pelligrini, 2002; Geary, 2000）。

我们将讨论其中与人类最相关的两种假设：（1）父子关系的不确定性假设；（2）损失择偶机会假设。

如果适龄人群中的男性较多，那么男性就很难使用短期择偶策略。反之，当女性较多时，男性就有更多的择偶机会（见第 6 章；也可参见 Guttentag & Secord, 1983; Pedersen, 1991）。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当男性过剩时，男性更有可能为子女投资，而当女性过剩时，男性就会忽视子女。大量的研究证据都证实了这一点（Pedersen, 1991）。

亲代抚育机制对一部分后代更为有利，这种情况常被称为父母偏心。换一种说法就是，如果父母在繁殖回报较高的后代身上投入更多的资源，自然选择将有利于这种抚育机制的进化（Daly & Wilson, 1995）。

进化形成的亲代抚育机制应该对下面三种背景因素比较敏感（Alexander, 1979）： 1. 后代的遗传相关度：这是我的亲生孩子吗？ 2. 后代把亲代投资转化为适合度的能力：我的每一份投资都有助于后代的生存和繁殖吗？ 3. 可能用于投入后代的资源，也可以用在其他地方：我是把这份资源投在自己的子女身上，还是用在其他活动上（比如投给外甥，或者投入择偶活动中）？

少。《韦氏词典》在解释“继母”词条时甚至也提到了这一点，它对“继母”的定义包含两个部分：（1）父亲的继任妻子；（2）她未能给孩子应有的照料和注意（Gova, 1986）。

有些动机促使母亲们说新生儿和父亲长得非常相像，因为这能提高父亲们对自己身份的确信程度。如果男性更加相信自己就是孩子的父亲，他对孩子的投资意愿也会相应增加。

在要求人们根据照片对新生儿和父母进行匹配时，他们对孩子和母亲的匹配更加准确。

男性认为他们自己的照片变形后生成的面孔最有吸引力，同时，他们愿意在这个孩子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投入更多的金钱，而且对于抚养这个孩子也最没有怨言。相比之下，女性就远远没有男性这样受到孩子与自己相似性的影响。

通过 fMRI 大脑扫描技术，研究者发现，当呈现和参与者长相相似的小孩面孔时，男性参与者的大脑皮层的活跃程度比女性参与者更高（Platek, Keenan, & Mohamed, 2005）。具体而言，男性的左额叶皮层表现出更高的激活水平，这个大脑区域通常和抑制消极反应有关（Platek et al., 2004）。

最令人吃惊的发现是，男性对相似性的感知和对妻子的严重虐待之间存在相关性。

男性的亲代投资并不严格局限于“抚育活动”，也可以部分地用于“择偶活动”。

戴利和威尔逊得出结论：“继父母本身仍然是导致虐童事件发生的一个最危险的因素，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Daly & Wilson, 1988, pp. 87— 88）。当然，有人会说这个结论是“明摆着的”，或是“任何人都能预料的”。但事实上，在戴利和威尔逊从进化的视角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几百项关于虐童事件的研究都没有把继父母作为导致事件发生的危险因素（Daly & Wilson, 2008）。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通常认为通奸会导致一定程度的父子关系不确定性，它也被认为是儿童被害的重要原因。

通常而言，父亲的投资对子女的学历水平产生的影响是母亲的四倍（这可能是因为母亲的投资往往稳定在较高的水平，而父亲的投资却更容易变化）。

如果母亲拥有的资源很少，那么她会把更多的资源投给低风险的孩子（足月出生），而不是高风险的孩子（早产）。相反，如果母亲拥有大量的资源，她对高风险孩子的投资反而比低风险孩子更多。

一个生物体的广义适合度并不是指它自身的属性，而是指它的行为或影响的属性。广义适合度等于个体自身的繁殖成功，再加上它对其亲属繁殖成功的影响并乘上一个对应的相关系数。（Dawkins, 1982, p. 186）

如果利他行为的受惠者所获得的收益 b 乘以受惠者携带利他者基因的概率值 r 之后，仍然大于利他者自身所付出的代价 c，那么这样的利他基因就能够得以进化。也就是说，当 c < rb 时，自然选择就能够使利他行为得以进化。

第一，他们认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亲属称谓具有普遍一致性。

第二，所有的亲属系统都对亲属的性别作了重要的区分。

总之，亲属成员的性别对其所面对的适应性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所有的亲属系统都是按照性别来划分的。

第三，代际也非常重要。

第四，亲属关系都是根据亲近度来排列的，而亲近度与遗传相关度又存在密切的关联。

第五，亲属之间的合作程度和稳定性是他们之间遗传相关度的函数。

广义适合度理论的第六个推论是，大家庭中的长者会鼓励年轻人对旁系亲属（即非直系亲属，比如兄弟姐妹、堂表亲、外甥、侄子等）表现出更多的利他和合作行为。

广义适合度理论的第七个推论是，一个人在整个亲属关系网中的位置，是他的自我概念的核心成分。

广义适合度理论的第八个推论是，尽管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亲属称谓的使用上不大一致，而且这些称谓的具体内涵也不尽相同，但所有的人都还是知道他们“真正”的亲属到底是谁。

广义适合度理论的最后一个推论是，亲属称谓常被用来说服和影响其他人，哪怕你们之间并不存在实际的亲属关系。比如，乞丐的招呼方式通常是：“喂，老兄，给点儿零钱好吗？”

通过语言来唤起他人的亲属心理，是从广义适合度理论中得到的一种策略。

道格·琼斯已经发现了支配所有亲属分类系统的“普遍语法”（Jones, 2003a, 2003b）。这种普遍语法由三种先天的社会认知“基本单元（primitive）”组成，它们分别是：谱系距离、社会等级和群体归类。其中，谱系距离是指亲属之间的血缘关系是近（比如父母、同胞）还是远（比如第二代或第三代堂表亲）。社会等级是针对年龄而言，因为年长者的社会等级通常比年轻人高得多。群体归类是把所有的亲属划归为不同的群体，比如母系的亲属与父系的亲属，同性别的同胞和异性别的同胞。

有趣的是，面孔的上半部分对于确认亲属关系特别重要。如果把面孔的下半部分挡住，参与者辨认亲属的表现会下降 5%（Maloney & Dal Martello, 2006）。但是，如果挡住面孔的上半部分，参与者的表现会下降 65%。

值得注意的是，亲属之间发生的帮助行为也只占全部帮助行为的三分之一左右，许多帮助行为都发生在亲密的朋友之间。

遗传相关度是预测主观亲近度的强烈指标，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 0.50。

即使一个人和他的遗传亲属离得很远，联系也不多，但只要他们的遗传相关度足够高，他们之间的主观亲近度仍然较高。

年长孩子的死亡带给父母的悲痛程度比年幼孩子更高；健康孩子死亡带给父母的悲痛程度也比患病孩子更高。

当我们面临压力时，身体会自动向我们的血液中释放皮质醇激素。皮质醇拥有一些功能，它能为我们的行动提供能量，也会影响我们的心理活动，比如警觉水平（Flinn, Ward, & Noone, 2005）。尽管皮质醇有助于我们应对当前的压力源，但它也有一定的副作用。皮质醇会抑制人的发育，损害我们的繁殖机能。所以，如果长期处于压力之下，皮质醇肯定会增加，继而损害我们的身体和繁殖机能。

那些与继父和半同胞一起生活的孩子，还有和远亲共同生活的孩子，他们的皮质醇浓度是最高的。

有趣的是，女性倾向于将遗产分给更多的受益人（2.8 人），而男性则较少（2.0 人）。

外祖母的投资最多，祖父的投资最少，而外祖父和祖母则居中。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在遗传确定性居中的两个（外）祖父母身上。在四个变量当中，被试对外祖父的评分都比祖母要高。

只有当祖母也拥有女儿时，她们的投资才会比外祖父更少。相反，如果她们只有儿子，那她们对孙子的投资才会和外祖父相当。

外祖父和祖母的投资差异特别有趣，因为它排除了另一种潜在的理论解释——女性通常比男性更乐于投资，所以祖母对被试的投资应该比祖父高。但是，这两项研究的结果都否定了这种说法。

社会学家常常强调家庭的抚育功能，把家庭定义为一群共同生活的成年人，而他们的责任则是繁殖和抚育后代。相反，人类学家更加强调亲属关系，他们认为家庭是由父母和未结婚的孩子所组成，有时也包括其他的旁系亲属。

在所有的鸟类和哺乳动物中，只有 3% 的物种会组建家庭（Emlen, 1995）。

如果子女在性成熟之后继续逗留在家，他们将有机会继承父母的财产，所以，富有的家庭在持续时间上会比贫穷的家庭更加长久。

在家庭内部，主要存在三种基本的冲突来源（见图 8.5）。第一种冲突是同胞冲突。在同一个家庭中，同胞之间为了争夺父母的资源会相互竞争。

第二种冲突是亲子冲突，

第三种基本的家庭冲突是指父母亲在分配资源时产生的冲突，所以也称父母冲突。父母亲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两个人应该为家里的子女投入多少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