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冲突是指男性和女性为了各自的遗传收益而产生的相互冲突。男女之间的冲突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约会中的分歧一直到婚姻中的感情困扰。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冲突?为什么冲突方式是这样的?对此,进化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首先是策略冲突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人想通过某些策略来实现某种目标,但是另一个人却妨碍或者破坏了他的计划,就会产生冲突。比如说,如果女性采取的是长期择偶策略,而男性采取的却是短期择偶策略,假如他们都要成功达到自己的目标,就必然会产生冲突。甚至,愤怒、烦躁和嫉妒等消极情绪都是进化而来的解决方案,它们提醒双方出现了策略冲突。
关于身体接触的冲突是两性冲突中最突出的一个,它有很多种表现形式。第一,研究表明,男性总是比女性推断出更多的性意向,特别是针对一些模糊信号,比如微笑。第二,男性有时会欺骗女性,尤其是在感情投入程度和长期关系的意向上采取欺骗,以达到他们获取短期性关系的目的。根据错误管理理论,这些冲突可能源自各种进化而来的认知偏差。该理论认为,一种错误的繁殖代价(例如,高估女性的性意向)与另一种错误的繁殖代价(例如,低估或忽视女性的性意向)可能存在天壤之别。在人类的进化历程中,如果这种不对称的代价模式一直存在,那么自然选择必然会塑造出一系列社会推理偏差。这样一来,男性就进化出一种夸大女性性意向的偏差,当女性对他微笑或独坐吧台时,他会认为这些模糊信号表明女性对他感兴趣。这种偏差有助于男性不错过任何性交机会。相反,女性有一种对承诺保持怀疑的偏差,这使她们对男性的承诺信号非常谨慎,避免被虚情假意的男性所欺骗。
两性冲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工作场合中的性骚扰。绝大多数情况下,男性都是性骚扰的实施者,而女性往往是受害者。受害者有一个特定的轮廓:她们通常都是年轻漂亮的单身女子。遭到性骚扰时,女性受害者通常比男性受害者更加恼怒。这一现象支持了这个假设:负面情绪是策略冲突的信号。不管是哪一种性骚扰,如果骚扰者是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比如垃圾工人或建筑工人,比起被社会地位较高的人骚扰,女性会表现出更大的恼怒。
性侵犯也会发生在工作场所之外。和性骚扰一样,女性在遭受性侵犯时,通常比男性更加恼怒,例如未经允许就触摸她们的身体,在她们明确拒绝的情况下继续提出性请求。研究结果显示,男性通常会低估女性对性侵犯行为的恼怒程度。
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是:强奸到底是男性进化而来的专门适应器,还是其他心理机制的副产物?比如,如果男性寻求短期的性关系,又倾向于使用暴力达到目的,那就很可能衍生出强奸行为。到目前为止,研究结果并没有完全支持哪一种假设。例如,研究表明,强奸受害者通常是年轻女性(即有生育力的女性)。但是,这些发现并不能证明强奸适应器的存在。众所周知,在普通人的恋爱关系中,男性也更偏爱年轻的女子,这是男性进化而来的择偶偏好。为了降低强奸事件的发生率,相关研究仍然迫在眉睫。有一类研究颇有价值,它们试图分辨出哪些男性更容易实施强奸行为。研究结果显示,强奸犯比普通人更早开始性行为,性经验更丰富,观看描绘强奸的小说和图片时更加兴奋,往往还会犯下除强奸之外的其他罪行。简而言之,有些男人把性侵犯作为一种生活史策略。配偶剥夺假设认为,那些找不到伴侣的男人会把强奸作为一种行为策略。但是,并非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支持这个假设。相反,强奸行为也会发生在夫妻或情侣之间。当男性发现或怀疑伴侣出轨时,他就有可能实施强奸行为,这似乎更支持精子竞争假设。另外,心理变态的男人以及认为自己配偶价值较高的男人,当他们怀疑伴侣出轨时,很有可能会强奸伴侣。
最近的研究集中于女性的反强奸机制。这些机制包括:选择“特殊的朋友”充当保护人;选择更强壮、更有威望的男性作为配偶;害怕那些可能发生强奸的情境;遭受性侵犯之后的心理创伤体验。探索女性的反强奸机制,对这些假设进行初步的验证,这样的研究很有前景。我们还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来确定女性的反强奸机制的具体策略。
性嫉妒是两性冲突的另一大类。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嫉妒是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用于解决伴侣出轨的问题。与女性相比,男性的嫉妒主要集中于伴侣的身体背叛,因为身体背叛会危及男性的父子关系的确定性。相反,女性的嫉妒则更多地集中于伴侣的长期投资和承诺是否分给了其他人。大量的研究证据都支持上述观点。对巴西人、日本人、韩国人、德国人、瑞典人、荷兰人的研究表明,这种性别差异在各种文化中都非常显著。对被试的嫉妒反应的生理指标进行测量,性别差异仍然显著。此外,男性和女性在很多认知任务中也表现出极其显著的性别差异,比如非随意注意、信息搜索、决策时间、对两种出轨线索的记忆等。一项 fMRI 研究也显示,男性和女性的嫉妒反应的大脑激活模式存在差别,这说明,性嫉妒的性别差异是进化形成的设计特征。
进化心理学认为,男性和女性的性嫉妒是一种进化而来的性别差异。但是,这个假设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批评,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第一种观点认为,性别差异根本就不存在,现有的结果只是源于研究方法和测量方式的人为性。但是这种观点无法解释很多研究者通过不同的研究技术所得出的一致结果,这些研究都发现了性别差异。第二种观点是,采用其他的理论框架,也可以对已有研究结果进行解释,比如“双份浓缩”理论。该理论是一个领域一般性的社会认知理论,但是遗憾的是,它已经被研究结果所否定,甚至它的提出者也放弃了该理论。
嫉妒心理会引发一系列的行为反应,从轻微的警惕一直到严重的暴力攻击。这些行为的进化意义在于,它们可以留住伴侣,防止伴侣出轨。如果妻子年轻漂亮,繁殖价值很高,丈夫为了留住配偶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如果丈夫收入丰厚,事业心很强,妻子也会投入更多的精力留住配偶。家庭暴力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留住配偶策略。通常,男性比女性更喜欢使用这一策略,而且往往是缺乏经济资源、不能通过积极的手段留住配偶的男性。
男性和女性也会为了资源而发生冲突。进化心理学有助于解释为何世界各地都是由男性控制着经济资源,尽管存在某种程度的个体差异和文化差异。这是所谓的父权制现象的一个方面。这种性别差异可能是女性择偶偏好和男性竞争策略协同进化的结果。在进化过程中,女性总是倾向于选择那些资源丰富的男性作为配偶,而男性为了吸引女性,不得不相互竞争以获取资源。进化分析还表明,男性不可能为了阻止女性获得资源而全部联合起来。男性主要是和同性竞争,而不是和女人。此外,为了共同的利益,男性还会和许多女性结盟,例如他们的朋友、姐妹、妻子、情人、侄女以及母亲。
本章主要探讨了社会地位和支配行为的进化心理,这些现象在动物界(从鳌虾到人类)十分常见。支配等级是指,在一个群体当中,有些成员比另一些成员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取那些对个体的生存和繁衍非常重要的资源。支配等级给动物带来一系列的适应性问题,而动物已经进化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比如渴望获得更高地位的动机以及对付同类的各种策略。在某些物种当中,体型的大小是决定个体支配等级的重要因素,但是在灵长目动物(比如人类和黑猩猩)中,知识技能、慷慨大方、用于结盟的社交技能,才是个体能否获取较高地位的关键因素。一般情况下,个体的地位等级越高,他就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取那些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重要资源。
自然选择可能在男性身上塑造了比女性更强的追逐地位的动机。一个择偶系统的一夫多妻特征越明显,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就会为了获得繁殖成功而采取更加冒险的行为来提高自己的社会等级。在这样的择偶系统中,处于较高地位的男性通常可以拥有更多的妻子(古代),或者更多的性伴侣(现代)。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在各种文化背景当中,位高权重的男性总是拥有大量的妻子、情妇或者妾室。跨文化研究表明,男性早在 3 岁时就形成了地位等级。研究证据支持这个假设:男性在社会支配倾向上的得分比女性更高。而且男性通常认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高的地位是天经地义的。女性倾向于平等主义,而男性则倾向于等级主义。另外,男性和女性在表达他们的支配地位时所采取的行为也截然不同。通常情况下,女性通过亲社会行为(比如解决群体内部的争端)来表达她们的支配地位,而男性的支配行为则主要是为了个人的收益和升迁(比如吩咐别人做一些琐碎的事情,而不是亲自动手)。如果给一个机会让他们自己选择的话,支配型的女性通常命令男性来担任领导者的角色,而支配型的男性则当仁不让地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
丹尼丝·卡明斯提出了支配理论来解释我们身上专门用于获取支配等级的认知机制。支配理论包括两个关键的命题。第一,人类已经进化了领域特殊性的推理策略,让我们专门对涉及支配等级的社会规范进行推理。这些推理策略包括对下列概念的理解,比如允许(比如谁可以和谁结婚),义务(比如在社交冲突中谁必须支持谁),以及禁止(比如谁不能参加战争仪式舞蹈)。第二,这些认知策略应该先于其他推理策略而出现,并且独立于其他的推理策略。支持这个理论的研究证据有:(1) 3 岁大的儿童已经能对支配等级进行推理,并且已经理解支配等级的传递性;(2)如果欺骗者的地位较低,我们对这些欺骗者的面孔的记忆将会比地位较高的欺骗者更好;(3)当站在地位较高的角度来审视那些地位较低的个体时,人们倾向于寻找违背规则的反例。
支配理论所关注的是支配行为背后的推理机制,而吸引社会性注意的潜力(SAHP)理论则主要探讨了各种相关的情绪机制,这些情绪机制专门用于解决那些由社会等级所引发的适应性问题。常见的情绪机制包括:地位提升之后的欢快,担心地位发生变动的社交焦虑,地位下降之后的羞愧和愤怒,嫉妒(激发个体去追逐那些别人所拥有的东西),以及沮丧(促使个体表现出服从行为,从而避免来自支配型个体的攻击)。
个体的支配地位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挺拔的身姿、低沉而洪亮的嗓音、直接的眼神接触、健步如飞、典型的面部特征(比如强健的下巴)以及体型。睾丸激素和 5-羟色胺都与支配地位存在相关,但是它们和支配地位之间的因果关系还不能确定。有研究证据表明,在体育比赛之后,胜利者的睾丸激素会保持上升的势头,但是失败者的睾丸激素会明显下降。在黑猩猩当中,如果其他黑猩猩没有向首领黑猩猩表现出臣服的姿势,首领黑猩猩体内的 5-羟色胺含量会急剧下降。虽然我们现在对睾丸激素和 5-羟色胺的进化功能还不太清楚,但是它们的增加有利于个体维持其支配地位,而它们的减少有利于个体避免某些危险的挑战。
有些研究者认为,自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追踪地位的策略。自尊至少能以下面三种方式发挥作用:(1)当别人对我们的尊重开始减少时,激发我们去改善或修复相应的人际关系;(2)引导我们作出恰当的决策,比如向谁发起挑战、向谁表示服从;(3)追踪我们在择偶市场的走俏程度。
虽然本章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讨论支配型的个体,但是我们不该忽略服从型的个体。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必须反复面对那些需要表现出服从行为的情境,所以,如果自然选择没有塑造出相应的进化机制来解决那些与服从行为有关的适应性问题,那将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有人提出两种服从策略,分别是韬光养晦(降低自尊水平,避免发生冲突;更好地表现出服从行为,免于受到来自支配型个体的攻击)和枪打出头鸟。为了给一个关于地位、声望、社会等级和服从策略的完整进化理论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我们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跨文化研究。
这一章我们主要讨论了进化心理学向主流心理学分支的渗透,包括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研究表明,进化心理学对其他的心理学分支也颇有价值,比如组织与工业心理学(Colarelli, 1998; Nicholson, 1997)、消费者与市场心理学(Miller, 2009; Saad, 2007b)、教育心理学(Geary, 2002)和环境心理学(Kaplan, 1992)。进化心理学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并且开始改变其他的学科领域,比如对法律(Jones, 1999, 2005)、宗教(Kirkpatrick, 1999; Pinker, 1997)、艺术(Boyd et al., 2010)和经济学(Kurzban et al., 2001; Saad & Gill, 2001; Wang, 2001)的进化分析,对数学推理(Brase, 2002)、精神病理学(Brune, 2008)和社会学(Hopcroft, 2002; Kanazawa, 2001)的研究,以及对社会认知(Andrews, 2001; DeKay & Shackelford, 2000)和认知神经科学(Barkley, 2001; Platek, Keenan, & Shackelford, 2007)等交叉学科的影响。
不过,进化心理学最终有望消除这些传统的学科界线。人不能被简单地分割为相互独立的元素,比如人格、社会性、发展和认知等。尽管稳定的个体差异一直是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主题,但它们也常常涉及社会倾向,拥有特殊的发展源头,而且以特殊的认知机制作为基础。同样地,社会交换和互惠行为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但是它们的潜在心理机制,也是具有特定发展轨迹的信息加工装置。青春期的急剧变化一直是发展心理学家的传统研究领域,但是青春期的个体差异以及许多重要的变化都涉及社会性的发展。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看来,许多传统的学科界线不仅具有人为性和随意性,而且可能产生误导而不利于科学的进步。这些学科界线采取人为的、非自然的划分方式,把我们的心理机制割裂开来。
所以,本书的宗旨是,我们应该通过适应性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来研究人类的心理。这种研究思路提供了一种“在自然的连结点上对其进行划分”的方法,从而超越了现有的学科界线。所以,在进化心理学这门新的心理科学中,有一项非常关键的任务,那就是确认人类在进化历史中必须反复面对的适应性问题。在这一点上,当今的进化心理学家已经触及皮毛——他们已经确认了一些明显与生存和繁殖有关的适应性问题。不过,还有很多的适应性问题仍然有待探索,而我们人类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心理机制也有待发现。对于开拓这些未知领域的科学先锋,我们不应苛求他们马上就能作出巨大的科学发现。
进化心理学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概念工具,这不仅有助于当今的心理学摆脱四分五裂的局面,还把心理学和其他的生命科学联系起来,朝着更加广阔的科学整合迈进了一步。进化心理学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工具,让我们去揭开一些永恒之谜:人类从何而来?人类为什么是现在这个状态?还有,让人成其为人的心理机制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