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在随笔里写到这书名的由来:“当时的中国人对于时局非常焦虑,形容为‘青山沉睡,大江不流’。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并想把它写进作品中。”他说的这句话出自谭嗣同的五言律诗《夜泊》:“月晕山如睡,霜寒江不流。”
所记七月,是 1882 年(清光绪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即壬午年。这年朝鲜发生了“壬午之变”,清政府派兵援助。
丁汝昌是刘铭传的部下,曾讨伐过捻军。刘铭传是李鸿章创建的“淮军”的将领。
清朝官制中武官品级偏高,有名无实。军人舍生忘死地奔波于战场,所以有意识加高了他们的品级,但俸禄是同品级文官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一些。例如:以正规年俸而言,正二品文官银一百五十五两,同品武官六十七两。
清代的俸禄,正规年俸不如另外支给的“养廉银”(支给官吏的一种饷银,以养廉洁之心,勿为生活而勒索受贿)多。同是正二品,文官总督的养廉银为两万两,而武官总兵只有一千五百两,不到一成。
“壬午军乱”趋于平静,闵妃回到汉城的消息传到北京,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上奏了《东征策》。张佩纶时年三十四岁,直隶出身,同治十年(1871 年)进士。他与邓承修等人被称为“清流”,为官清正、刚烈,素以弹劾有过失的高官不留情面而闻名。由于他的弹劾,尚书万青黎、董恂,侍郎贺寿慈等人下了台。后娶李鸿章之女为妻。因坚持主战被免职,中法战争中被派往第一线,丢了福建水师,被判充军。在与义和团讲和时辅佐岳父李鸿章,后又因李的软弱外交与其发生冲突,终被免职,一生坎坷。他的主张始终如一,即“加强戒备新疆、东三省和台湾,以防日本和沙俄侵入”。“壬午军乱”后,他的《东征策》主张向日本派出远征军,膺惩日本夺去中国藩属琉球和至今仍向朝鲜伸手之罪。
“借箸”的典故,出自《史记》,张良为刘邦献策的时候,借用筷子比画示意,后以“借箸”指替人谋划。
关于“壬午军乱”,中国方面的记载中多记为“东学党事件”。当然,掀起暴乱的士兵当中也许有些人与东学党有关系。但那次暴动并不是东学党发动的。“乱党”即东学党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西学,是西欧强大的源泉,它是以基督教为中心信仰的,必须用东学与之相对抗。想到此,崔济愚在儒、佛、道三教之外,参照天主教的教义,在朝鲜传统的黄教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新宗教。东学应运而生了。
东学发展在社会的底层,所以掀起“壬午军乱”的士卒当中有很多东学信徒,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不能认为东学作为一个组织领导了这次暴乱。东学作为一个组织发挥力量,还需要十年以上的岁月。
太平天国战争是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和天地会相联合的反清运动。
道教的祖先在后汉末领导过“太平道”的黄巾暴动。
“太平”一词是天地会的人们所喜用的,而基督教的“拜上帝会”则喜用“天国”一词,于是合并双方之所好,谓之“太平天国”。
此后,唐景崧同刘永福成为莫逆之交。后来,正当中日甲午战争白热化时,唐景崧当了台湾巡抚(省长),刘永福率领部队奔赴形势危急的台湾。中、日签订和约后,台湾割让给日本。结果,在台湾的唐景崧和刘永福成了拉开战幕的人,时当 1895 年(明治二十八年)。
“壬午军乱”时,大院君是反日派,闵妃一族是亲日派。但是,两年后的甲申年,闵妃一族却成了亲清派,于是金玉均的新亲日派抬头。历史的进程就是如此。
根据金玉均的日记,12 月 2 日夜晚,武装政变者在徐载昌家饮酒,然后,金玉均又邀他们到自己家里再饮,“天明而散”。日记中未见“邀请清军三将”字样。
“老太爷”,这是对道光皇帝第七子醇亲王的称呼。
后来任海军衙门总理,负责新海军建设,西太后对他说:“把买军舰的款子拨一部分来,我要修一处园林!”他便按照西太后的意图,挪用了海军经费。西太后就用这笔买军舰的钱款,修建了颐和园。
“甲申政变”时的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后来当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是优秀的汉学者。事变后清廷派往朝鲜的吴大瀓是一流的金石学家,并擅长书画。日本支持金玉均的头号人物是福泽谕吉,人人皆知。要求中、日联合抵御沙俄的黄遵宪,是外交官,也是清末著名诗人,著有《朝鲜策略》。写出“朝鲜善后六策”的张謇,是科举的状元,颇有才学。
这一年(1885 年),清政府向外派出公使的有日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国、西班牙、秘鲁、意大利、奥地利、荷兰、比利时十二个国家。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兼任英、俄两国公使,七月间同刘瑞芬交接,刘也兼任英、俄两国公使。许景澄兼任德、法、意、奥、荷、比六国公使,张荫桓横跨大西洋兼任美国、秘鲁、西班牙三国公使。清政府虽与十二国互换公使,但实际只派出公使四人。四人之中,专任的只有日本的徐承祖,所以徐承祖向李鸿章提出他兼任朝鲜公使,并不奇怪。
1860 年,崔济愚创建新兴宗教东学。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过了二十年,中国正处于太平天国战争最激烈的时期。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是在两年前。这一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俄国占据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日本的“樱田门外之变”,也发生在这一年。
古代尊崇右道,谓之正道。左道是不正之道,即邪道。
英国有印度问题(1857 年印度民族起义),美国有内政问题(1861 年开始南北战争),法国有普法战争(1870 年)、安南殖民问题,俄国有经营西伯利亚问题等。
培养海军人才用的练习舰“敏捷号”也建成,这是用两年前从英国买进的船身长四十六米的帆船改造的,购进费和改装费合计为白银两万二千余两。
1888 年是分界线。从这一年起,到中、日开战为止,六年间日本从危机感出发,致力于军备的增强。相反,中国自从李鸿章到旅顺接收“致远号”以后,不曾增加一艘新舰。当然,中国也有海军预算,每年为白银四百万两,但六年间却没有购买一艘新舰。而且,从开战前三年即 1891 年起,连购买弹药也停止了。这都是西太后一人造成的。
“这得需要多少费用呢?”西太后说了说自己的计划,要估算一下所需费用。银三千万两!
建造颐和园,当时称为“万寿山工程”,总监督为醇亲王,筹措到二百六十万两银子:广东一百万,南洋八十万,湖广四十万,四川二十万,直隶二十万。北洋军费悉数上缴。
万寿山工程在北京动工时,日本正处于发布宪法的前夕。
据《清史稿》记载,清政府的属国有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南掌、苏禄、廓尔喀、浩罕、坎巨提十国。
要长期蒙混下去却非常困难。于是,想出了一个使老糊涂们无法插嘴的方法。这就是设置大本营。6 月 5 日,在参谋本部内设置了大本营。
动员及各种计划,均属“统帅事项”,由大本营直接决定,虽内阁总理大臣也无权过问。这样,伊藤首相在战争部署上就成了局外人。
清政府办理外交事务的衙门叫“总理衙门”,全称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国曾经是世界帝国,同它有各种关系的国家,它不认为是平等的“外国”,而是属国。所以,它没有与近代国家的外交部相当的机构,只是由礼部和理藩院适当地处理外国事务。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各国在北京开设公使馆,这才不得不设一个同外国外交官进行交涉的机构——总理衙门。此机构设于 1861 年,名曰“总理各国”,而不叫“总理外国”,够顽固的了。
献香是孙文的同乡陆皓东,年龄比孙文小一岁。
曾国藩受命讨伐太平天国时,创建了一支军队。他们是在“保卫乡里”的口号下,由关系组织起来的军队。私塾老师当了官,弟子们就当了兵,是这样的组织。当然军事方面都是些门外汉,但稍加训练后,就成为强于政府军的军队了。
尽管李鸿章已经看出这场战争不可避免,并且也下了决心,却还想找找避战的最后手段。外国顾问告诉他,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的主炮只有三发炮弹,使他大为震惊。“‘定远’和‘镇远’各三发,只有六发?”李鸿章茫然地说了一句。“不!‘定远’一发,‘镇远’两发,共计三发!”顾问的回答是冷漠的。“定远号”和“镇远号”各有四门主炮,舰炮究竟是干什么的呢?李鸿章担心地思索起来。五月间他刚刚检阅过海军,那时没点检储备的炮弹,真是一个大错误。为建造颐和园万寿山而挪用了海军预算,所以装备不完善本是意中事,可是,到了决定迎战之时才知道竟没有炮弹。
7 月 24 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发现了中国巡洋舰“济远号”和炮舰“广乙号”。但是,陆奥外相准许海军自由行动是在 7 月 25 日以后,因为日本要求清政府答复的期限为 7 月 24 日,不超过这个期限还不能炮击。日本舰队等了一天。
明治二十七年(1894 年)8 月 1 日,日本宣战。
日、中两军隔着大同江的战斗,难决胜败。马玉昆善于防守,日军无法靠近。实际上,野津中将麾下的日军主力已经把子弹打光了。除了白刃战以外,已经不能再攻击。野津认为,只有暂且解除包围圈,以图再起,别无他策。正在这时,平壤城上飘起了白旗。
叶志超挂出的白旗,确实把打光了子弹的日军救了。
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中将在电报中报告: 16 日,率本队及第一游击军“赤城”“西京”“都合”等十二舰,自大同江出发,17 日晨经海洋岛至盛京省大孤山港海面,与敌舰十四艘、水雷艇六艘遭遇,午后十二时四十五分至午后五时许,进行数次激战。
泰莱在回忆录中写道:“丁汝昌不过是个傀儡,实际上的提督是总兵兼旗舰管带刘步蟾。”
黄海海战时中国海军的实际指挥者是刘步蟾。
殊死的战斗持续了五个小时,北洋舰队损失了“超勇号”“致远号”“经远号”三舰,“扬威号”“广甲号”重伤。日本舰队的速射炮发挥了威力。“定远号”“镇远号”被击中二百余弹,有十余人阵亡。“定远号”的主炮炮弹击中日本旗舰“松岛号”,但未能击沉它。“松岛号”伤亡三百余人。“定远号”和“镇远号”两巨舰,虽然中了二百多发大小炮弹,仍然没有沉没。邓世昌管带率领“致远号”,喷着火星,直冲日本的“吉野号”,要以舰撞舰,同归于尽,但中了鱼雷,顷刻沉没。
酣战中,“济远号”舰体受重创,离开战列,返回大连湾。各舰认为“济远号”的行动是“临阵脱逃”。
丁汝昌、刘步蟾率领北洋舰队,带着满身创伤,拖着沉重步伐,返回大连湾。
朝廷任命了一个前线总帅——“命宋庆节制前敌各军”。宋庆是七十五岁的老将,曾在袁甲三手下,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赏给“毅勇巴图鲁”称号。
宋庆的毅军在光绪六年(1880 年)由汉纳根指挥在旅顺构筑要塞,此后一直驻扎旅顺。由于离前线较近,十天前宋庆已接到开赴九连城的命令,军队正在移动中。当时还没有电讯联络,宋庆到了九连城才接到让他统率全军的命令。
以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为首的三十五名翰林联名弹劾他。
他们选定的是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张荫桓是广东人,不是科举出身,而是用巨款捐来的官。现任驻美国、秘鲁、西班牙三国公使,在外交方面很有才干。邵友濂接任著名巡抚刘铭传之职,已经当了三年多的台湾巡抚。父亲邵灿是漕运总督,为官正直,备受推崇。
我死之后,用我的官印,用我的名义,写投降书吧!
2 月 12 日下午,丁汝昌服毒自杀。地点在刘公岛军营中,所用的毒物是鸦片。副司令刘步蟾在他之前自杀。与丁汝昌同时自杀的还有记名总兵张文宣。张文宣是李鸿章的外甥、有名的炮手。副将杨用霖用手枪击穿头部,也自杀而死。
降书把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误写成“佐世保司令长官”。
清政府终于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去日本。当时李鸿章正受着革职留任的处分,朝廷给他恢复了名誉,赏还黄马褂。这是在丁汝昌殉职的次日,即 2 月 13 日。
清政府的外交,只注意所敲的门里透出来的回话,不能退后一步,倾听一下附近的声响。李鸿章终于把一度曾热切盼望的干涉之声放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