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我应《离线·黑客》杂志邀请,在该期刊物上发表了《纳博科夫的卡片》一文,从认知科学角度,介绍了卡片写作背后的原理,得到了较多卡片写作爱好者的关注。
身为一名重度卡片写作爱好者,我甚至设计了自己的纸质卡片盒,也就是“开智大卡”,并且带队研发了卡片写作软件,也就是人工智能写作软件写匠(AI Writer)。
之前我设计的“开智大卡”,参照的是日本知名学者梅棹忠夫在《智识的生产技术》中提到的“京大卡”,他认为卡片要大一些,大概是 B6 开本大小,更容易保存写作灵感。
什么是必要难度理论?人类记忆存在广泛且普遍的元认知错觉,会误将“记住了”当成“学会了”。
人的记忆有两种基本机制:存储与提取。比约克率先区分了记忆竞争的两种不同类型:存储强度(storage strength)与提取强度(retrieval strength)。以前,人们习惯性地认为,记得越快,学习效果越好。简言之,存储越容易,提取就越快。但他的实验发现了与常识相反的结论:“存储与提取负相关”,也就是说,存入记忆越容易,提取出来越困难;反之,如果你有些吃力地存入,知识提取会更方便。
必要难度原理建议,别在课堂上记笔记,边听老师讲课边记笔记,你会听得太明白,写入太容易,但大脑这块硬盘未来会不易提取出来。过些日子,多数内容会被遗忘。反之,如果我们略微增加写入难度,比如晚上回到宿舍或者第二天再写笔记,这样未来提取会更容易。即你有些困难地存入,会记得更好并真正学会。纳博科夫、梅棹忠夫、姚雪垠这类卡片写作爱好者,无不是通过自我修炼,无意中掌握了必要难度原理。
卢曼经常使用的索引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主题索引。当某个主题的内容积累得足够丰富,卢曼就会做一张主题索引卡,对这个主题进行概览。
第二类与主题索引类似,只不过不是对某一主题的概览,而是针对盒子里相近位置的卡片所涉及的所有不同主题进行概览。
第三类是在当前卡片上做索引,标明这条笔记逻辑上的前一条是什么、后一条是什么(这些卡片在盒子里的位置可能并不挨着)。
第四类,也是最常用的索引形式,就是简单的“笔记- 笔记”连接。两条笔记可能完全没有关系,把它们关联在一起,往往会产生出乎意料的新思路。
2019 年,卡片写作世界出现了一个新的爆款软件—— Roam Research,其背后的原理正是卢曼卡片盒写作法。可惜这是一个商业付费软件,且在中国使用不便。
德国科学家丹尼尔·卢德克(Daniel L ü decke)开发的开源软件——卡片盒笔记(Zettelkasten)。可以说,这是一款真正实现了卢曼卡片盒写作法原理的卡片写作软件,而且免费、易用、跨平台, 推荐序二外脑思考,突破思维局限的写作法
卢曼卡片盒、纳博科夫卡片法, 推荐序三用卡片笔记积累你的知识复利
flomo·浮墨卡片笔记
以往教授笔记方法的图书多以两类为主:一类是教授记笔记的形式,比如一页纸法、九宫格法、思维导图法;另一类则以教授原理为主,如费曼笔记法、康奈尔笔记法、PQ4R 法等。
本书的核心,将记笔记分为闪念笔记、文献笔记和永久笔记三类,
具有优秀结构的笔记是你可以信任的写作宝库。这样你就不必记住或记挂着每一件事,从而可以把你的大脑从沉重的记忆负担中解脱出来。如果你能信任笔记系统,就可以不必拼命用大脑记住所有东西,从而可以集中精神去思考重要的东西,比如文章的内容、论点和想法。
并非读得越多,思路越宽,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会发现翻阅的资料越多,能展开工作的切入点反而少了,因为大部分论点已经被别人想到了。
成绩差的学生往往自我感觉良好(直到他们参加考试时才露出原形),因为他们不会有太多的自我怀疑。在心理学上,这被称为邓宁—克鲁格效应(Kruger and Dunning, 1999)。成绩差的学生对自己的局限性认识不足,只有他们接触到外面大量的知识,才能看到自己所掌握的东西有多匮乏。这就意味着,那些在某方面不是很擅长的人往往过于自信,而那些努力过的人往往低估了自己的能力。
优秀的学生会专注于尚未学到和掌握的东西,并因此不断提高自己的标准。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接触到外部大量知识的高分者反而很可能会患上心理学家所说的“冒牌货综合征”,也就是说,他们感觉自己并不能真正胜任这份工作,尽管在所有的人中,自己是最有资格胜任的(Clance and Imes, 1978; Brems et al., 1994)。
只有当所有相关的工作都相互衔接成为一个整体,所有的瓶颈都被消除时,才能发生显著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你在互联网上找到的“提高效能的 10 个令人兴奋的工具”之类的窍门,全没什么用处)。
第一,直到现在,虽然关于卡片笔记系统的第一批研究成果已发表,人们对卢曼的实际工作方式还是普遍存在一些关键性的误解。这导致许多试图效仿使用该系统的人对结果大失所望。主要的误解源于人们对卢曼卡片盒的孤立关注,而忽视了它所嵌入的实际工作流程。
第二,几乎所有关于这个系统的出版物都只有德语版本,并且几乎只在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社会学家内部进行讨论,因此很难引起大众的关注。
第三,这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太简单。直觉上,大多数人对简单的办法并不抱有太大的期望。他们更愿意相信取得杰出成就的人一定使用了不同寻常的复杂手段。
卢曼有两类卡片盒:一类是文献卡片盒,里面有文献和对文献内容的简要说明;另一类是主卡片盒,主要是他针对所阅读的内容收集和产生的想法。这些笔记都写在索引卡片上,存放在木质卡片盒里。
摘抄和消化。
当他读到值得记录的内容时,就会在卡片的一面写上书目信息,在另一面对内容做简要的笔记(Schmidt, 2013)。这些笔记最终会被放入文献卡片盒里。
接下来,在不久之后他会查看简要笔记,并思考这些笔记与自己的思考和写作的相关性。然后,他将转向主卡片盒,在新的索引卡片上写下他的想法、评论和思想,每个想法只用一张卡片,并只写在卡片的一面上,以便以后不必把它们从盒子里拿出来就可以阅读。卢曼的笔记通常简明扼要,一张卡片上足可以写下一个想法,但有时也会再加一张卡片来延展一个想法。
他在记笔记时通常会注意卡片盒中已有的笔记。而关于文献的笔记虽然简短,但他写得非常认真,与他在最后手稿中笔记的风格并无太大差别:都是用完整的句子,并明确地引用他从哪些文献中获取材料。更多的时候,一条新的笔记会直接跟进另一条笔记,并成为一个较长笔记链的一部分。这时他会在卡片盒中的其他卡片上添加上引用信息,其中有的卡片相隔不远,有的则是在完全不同的区域和相关文献中。有些笔记是直接相关的,读起来更像是评论,有些则包含了不太明显的联系,孤立存在的笔记很少。
卢曼并不只是照抄他所读过的文章中的观点或引文,而是将其从一个语境转化到另一个语境。这很像翻译,不同的语境用不同的词描述,但是要尽量真实地保持原意。用笔记记下“作者在某一章详细证明了他的方法”,比引用文中任何词句都更能充分地描述这一章的内容。
卢曼笔记的诀窍在于,他并不是按主题来组织他的笔记,而是以相当抽象的方式给它们编上数字。这些数字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为了永久地标识每条笔记。如果一条新的笔记可以直接指向一条已经存在的笔记,比如评论、更正或补充,或与之相关,他就直接把新笔记加在已有笔记后面。如果现有笔记的编号是 22,新笔记就会被编为 23 号;如果已经存在 23 号,他就把新笔记编号为 22a。他根据自己的喜好,用数字和字母组合,中间再加上一些斜线和逗号,能够分支出许多思想串。例如,一条关于因果关系和系统论的笔记编号为 21/3d7a6,其后添加的新笔记就编号为 21/3d7a7。
每当卢曼添加一条笔记时,他都会检查他的卡片盒中是否有其他相关的笔记,以便在它们之间建立可能的联系。直接在一条笔记后面添加新笔记只是方法之一,另一种方法是在这条笔记和(或)其他笔记之间添加一个链接,另一条笔记可以在系统中的任何地方。当然,这非常类似于我们在互联网上使用超链接的方式。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关于这一点我会在后文中解释。如果把他的卡片盒看成是个人的维基百科或纸上的数据库,那将是相当具有误导性的。它们之间显然有相似的地方,但其微妙的差异才正是这个系统的独特之处。
通过添加这些笔记之间的链接,卢曼能够将同一条笔记添加到不同的上下文中。不同于其他系统一开始就有一个预设的主题顺序,卢曼笔记法是自下而上地开发主题,然后在卡片盒中不断地添加笔记,基于这个卡片盒,通过排序相关笔记的链接,来对一个主题进行整理。
卢曼笔记系统的最后一个元素是索引,他会从这个索引中引用一两条笔记,作为进入某个思路或主题的切入点。当然,带有分类收集链接的笔记是很好的切入点。
神经科学家尼尔·利维(Neil Levy)在《牛津神经伦理学手册》(Oxford Handbook of Neuroethics)的导言中这样总结几十年的研究:“纸上的笔记,或电脑屏幕上的笔记并没有让当代物理学或其他种类的智力活动变得更容易,而是让它成为可能。”
撰写论文的步骤
这种笔记上的思想不是为了收集,而是为了衍生想法、论点和讨论。
此时,扔掉第一步的闪念笔记,把第二步的文献笔记放入你的文献管理系统。待所有重要的内容都进入卡片盒后,你就可以忘记它们了。
(1)把每一条笔记都归档在一个或多个相关的笔记后面。
(2)给相关笔记添加链接。
(3)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你以后能够找到这条笔记,可以从索引页链接到它,也可以在你用来作为某个讨论或话题的切入点的笔记上做一个链接。
不要等着所有的东西都集齐,而是要积极思考,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阅读和记笔记,以改进你的想法、论点和架构。
你读到的每一篇文章都不大可能包含你所寻找的全部信息,而又不包含你不需要的其他内容。否则,你肯定已经知道里面的内容,也就没有理由去读它了。[ 4]
·文献管理工具(如 Zotero, Citavi,或者其他最适合的软件工具)。
我强烈建议使用像 Zotero 这样的免费软件,它可以让你通过浏览器插件或只需输入国际标准书号(ISBN)或数字对象标识符(DOI)就可以自动生成新的记录。 Zotero 软件还可以植入到 Microsoft Word、 OpenOffice、 LibreOffice 和 NeoOffice 等软件中,这样你不必输入参考文献就可以插入引文。
你可以在 Zotero 网站免费下载 Zotero 软件, takesmartnote 网站上有所有推荐软件的链接。
虽然你可以用任何一款允许设置链接和标签的程序(比如印象笔记或维基程序)来模拟卢曼卡片盒,但是我强烈建议你使用像 Obsidian 或 Roam Research 这类支持反向链接的笔记工具,又或者是专门为这类笔记系统设计的其他工具(如 Zettlr 或 ZKN3),并且我会在我的网站上更新推荐的应用程序清单。
如果你使用 Zotero 软件,我建议使用它所兼容的编辑器之一(MicrosoftWord, OpenOffice, LibreOffice 或 NeoOffice),
[4] 这个问题被称为美诺的悖论(Plato, Meno 80e, Grube 译)。
SQ3R 是“浏览(Survey)、提问(Question)、阅读(Read)、复述(Recite)、复习(Review)” 5 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该概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心理学教授弗朗西斯·罗宾逊(Francis Robinson)为美国陆军开发的阅读方法。(Robinson, 1978)。
SQ4R 是“浏览(Survey)、提问(Question)、阅读(Read)、复述(Recite)、修订(Revise)、复习(Review)” 6 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它是一种阅读方法,但肯定又会很快被新一代阅读方法 SQ5R(管它代表什么)取代。
柏林洪堡大学(the 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的创始人、著名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哥哥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所说,教授不是为了学生而存在的,学生也不是为了教授而存在的,两者都只为真理而存在,而真理永远属于公共事务。大学往往什么成果都希望发表文章或出版论著,其实写的文章不一定要被国际期刊录用才算公开,事实上,绝大多数写作和讨论的东西都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发表的。评审过程本身就是向同行公开展示思想的一种形式,学生交给教授或讲师的作业之类的也是如此。甚至为了与同学讨论而散发的文字材料也属于公开的书面材料,
不管作者是谁,也不管出版商的地位如何,令人信服的论点都具有同样的标准——必须前后一致和基于事实。真理不属于任何人,它是对书面思想进行科学交流的成果。
马尔科姆·麦克莱恩(Malcom McLean)是一家卡车运输公司的老板,也曾经是一名卡车司机,经常被堵在拥挤的沿海高速公路上。他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如何规避拥堵的道路,但他没有预料到这个简单的想法会重塑全球政治格局,让一些国家崛起、另一些国家落后;让一些百年老字号没落、一些新的产业兴起。可以说,几乎没有人不受其影响。显然,我说的是海运集装箱,它本质上就是一个箱子。 1956 年 4 月 26 日,麦克莱恩把“理想 X 号(Ideal X)”邮轮改装成可以装载 58 个集装箱的邮轮起航的时候,仅仅是因为这种直接装卸集装箱的分装方式比整船装卸货物的方式便捷,能免于在港口漫长的等待几天。他的目的当然不是要颠覆世界贸易格局,为亚洲成为下一个经济巨头铺平道路,他只是不想再被堵在路上了。当时不仅没有人预见到这个简单的箱子带来的影响,其实大多数船东都认为把不同种类的产品装进同样大小的箱子里是相当不切实际的想法。有经验的装卸工人会为每一件货物配上最合适的包装,通过调整对货物的摆放和堆叠,能够优化船上的空间利用。为什么要用一个明显不太理想的代替方案呢?为什么有人要尝试把方形的箱子装进弧形的船体呢?而且船东认为也没有多少客户愿意完全按照集装箱刚好能装下的数量来发货。把集装箱装进轮船里,常常让客户不满意——集装箱不是半空,就是装满了不同客户的货物,这就意味着必须在每个港口拆开集装箱,按照不同的订单重新拣分货物。在有经验的托运人看来,这不但效率低下,而且集装箱本身也会出现问题:一旦集装箱被误卸并送上卡车,就得想办法把它们找回来重新运输——麦克莱恩就这样丢失了数百个集装箱,这是物流管理的噩梦。
顺便说一句,麦克莱恩并不是唯一想在船上使用集装箱的人。许多人做过尝试,但几乎所有人都在不久之后放弃了这个想法——不是因为他们太固执,不愿意接受一个伟大的想法,而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想法上损失了太多的钱(Levinson, 2006)。这个想法很简单,但要高效地将其付诸实践却并非易事。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失败的原因:船东试图将集装箱融入他们的惯常工作方式中,却没有尝试改变基础设施和日常工作内容。他们想借用集装箱装船的便捷,但不愿放弃他们所习惯的作业方式。最初,这种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旧的工作方式更有效率,因为只有最直接的影响是可见的。船东们看着一袋袋、一箱箱的货物,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它们再装进另一个箱子里。当他们在港口卸下货物时,心里非常高兴,急于起航。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去找回集装箱;他们看着自己的船,也不知道如何把集装箱装进船里。麦克莱恩比别人更明白,重要的不是船东的观点,而是整个贸易的目的,即把货物从生产者那里带到最终目的地。只有将运输链的每一个环节——从包装到运送,从设计船舶到设计港口——都统一起来之后,集装箱的潜力才能够得到充分释放。
当优势显现后,二阶效应[ 1] 就开始发挥作用,并进入一个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循环:能够处理集装箱的港口越多,需要建造的集装箱船就越多,集装箱船能够运输的货物种类将会不断增加,运输量也会越来越大,航运成本就越来越低,这也使得更大的集装箱船变得更加经济,进一步增加对港口设施的需求。这不仅是一种新的运输货物的方式,更是一种全新的运营方式。
传统的笔记系统中,主要问题是人们把某条笔记存放在了哪个主题下;而卢曼卡片盒笔记系统中,主要问题则是考虑想在哪个主题下再见到它。
而卡片盒是学术界的集装箱,不必将不同的想法分开存放,所有内容都被标准化成相同的格式后存到同一个卡片盒中。
如果按主题分类,就会面临两难,要么在一个主题中加入越来越多的笔记,这样只会使笔记越来越难以被找到;要么在其中加入越来越多的主题和子主题,而这只会把混乱的情况转移到另一个层面。相比之下,传统的笔记系统是为了找到你意图搜索的东西,让你的大脑疲于回忆,而卢曼卡片盒笔记系统则是为了给你呈现你已经忘记的想法,让你的大脑专注于思考。
卡片盒笔记系统虽然是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无须面对主题太多或太少的权衡问题,但如果胡乱往里面添加笔记,它也会失去价值。只有当我们的目标是达到群聚效应的最佳点时,它才能发挥自身优势,而这个最佳点不仅取决于笔记的数量,还取决于笔记的质量和处理方式。
一定要明白,在句子下画线或在空白处写评论也只是做闪念笔记,对阐述文本的意义毫无作用。除非你及时完成进一步处理,不然这些闪念笔记很快就会变得毫无用处。
大多数想法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有的想法则可能成为一个重大项目的种子。
他所做的只是将文中引起他注意的观点在另一张纸上做简单的笔记。“我把书目细节记在卡片上,并在背面写上‘第 x 页是这个,第 y 页是那个’,然后把它们放进文献卡片盒里——那里收集了我读过的所有书目”(Hagen, 1997)[ 2]。但在他把文献笔记存放起来之前,他会阅读当天记录下的东西,思考它与自己的思想的相关性,然后写在永久笔记卡片上,放入主卡片盒。
正是由于格式的标准化,笔记才能够在一个地方建立起群聚效应。这也是促进思考和写作的关键,因为它消除了不同格式和存放位置带来的所有不必要的复杂性或选择难度。
与项目有关的笔记可以是以下内容:·手稿中的评论;·与项目有关的文献收集;·大纲;·草稿片段;·备忘录;·待办事项;·当然还有草稿本身。
大部分 Zettelkasten 软件
查单词的意思。
德语:zettel = card 卡片,kasten = box 箱。
无论是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术技能与学习中心建议的十二个步骤,还是根据威斯康星大学写作中心建议的八个步骤,大致的顺序都是一样的——选定写作主题,规划研究方案,开展研究,开始写作。
素材。
我们必须拿着笔阅读,把思想的发展过程落实到纸上,并建立一个不断增长的外部思想库。
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感兴趣的事物上,并对自己的知识发展过程进行书面记录,题目、问题和论点就会自然而然地从材料中涌现出来。
期望(正如德国最畅销的学习指南之一所建议的:首先,降低你对质量和思想深度的期待)。[ 5]
积极的体验会激励我们轻松地接受下一个任务,而这又能让我们更好地完成工作,进而享受工作。
如果不能从长远考虑,建立积极反馈循环,任何试图用外部奖励(比如在完成一章后做一些喜欢做的事)哄骗自己去工作的尝试都只是短期的解决方案,非常脆弱。只有当工作本身就是激励时,驱动力和奖励才能可持续动态循环,从而推动整个任务前进(DePasque and Tricomi, 2015)。
长期动力,在⟪微习惯⟫中记了相关笔记。
如果想用运动后奖励自己在沙发上看电视来哄自己进行锻炼,那么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直奔沙发,完全放弃锻炼。
运动体验本身的奖励。
用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更朴实的说法,就是成长。德韦克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长期成功的最可靠预测因素是拥有“成长型思维”。积极寻求并接受反馈,是长期成功(和幸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无论这些反馈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反之,对个人成长最大的阻碍是抱有“固定型思维”。那些因为觉得反馈可能会损害他们所珍视的积极的自我形象而害怕和回避反馈的人,尽管可能在短期内感觉良好,但很快还是会落后(Dweck, 2006; 2013)。因此,往往是那些获得大量表扬的优秀学生和学习天才,更有可能形成固定型思维模式而陷入困境。他们因自己是什么(天才)而受到赞美,而不是因为做了什么,所以他们就会倾向于保持这种印象,而不是让自己接受新的挑战,拥抱从失败中学习的可能性。拥抱成长的心态意味着要从变得更好中获得快乐(内在回报),而不是从接受赞美中获得快乐(外在回报)。
如果成长和成功还不能让一个人受到充分激励,那么他也许是害怕失败,即失败恐惧症。
[1] 每一个行动都有一个后果,每一个后果又有其自身的另一个后果。——译者注
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描述了“心流”状态——一种毫不费力就能高度集中注意力的状态(Csikszentmihalyi, 1975)[ 2],不需要过多依赖意志力和努力的其他形式的注意力也吸引了研究人员的兴趣。
如果我们在校对稿件时没有做到与作为作者的自己保持足够的距离,就只能看到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文本实际表达的意思。我和学生讨论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当我指出论点中的问题,定义不清的术语,或者只是一段模棱两可的文字时,学生通常会先参考自己的理解,只有当他们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理解与事实完全不相干的时候,才会把注意力转移到他们所写的东西上。
关注。“具体来说,杰出科学家解决问题的行为可以在‘对特定概念的超常专注程度’和‘对想法的有趣探索’之间交替进行。这表明,要想成功解决问题,可能需要根据任务和需求灵活地选择应对策略。”(Vartanian, 2009)
在此,我们要感谢心理学家布卢玛·蔡格尼克(Bluma Zeigarnik)的洞见和观察。据说,她和同事们一起去吃午饭,看到服务员不需要做任何记录,就能准确地记住谁点了什么菜,这件事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令她惊讶的是,当她返回餐厅拿她留在那里的外套时,几分钟前她还很崇拜的拥有超强记忆力的服务员却不认识她了。蔡格尼克对此很不解,服务员解释说,他们服务员都能够记住哪位顾客点了哪些饭菜,但在客人们离开餐厅的那一瞬间,他们就把这些全都忘掉,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下一拨顾客身上。蔡格尼克成功发现了现在被称为“蔡格尼克效应”的现象,即未完成的任务往往会占据我们的短期记忆,直到它们被完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注意力很容易被未完成任务的想法所干扰,而不管这些想法的重要性如何。
拥有“平静如水的大脑”的秘诀是把所有的琐事从我们的短期记忆中清除出去,既然不可能立刻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助一个可靠的外部系统,把所有关于烦人的待办事项想法都保存进去,并相信它们不会丢失。
被称为“自我损耗”:“由于先前的意志力消耗,导致再进行其他需要耗费意志力资源的行为(包括控制环境、控制自我、做出选择和采取行动等行为)时,自我的能力和意愿出现的暂时降低。”(Baumeister et al., 1998)
卢曼对这一步骤的描述如下:“我手边总是有一张卡片,我在上面记下看过某些内容后的想法,在卡片的背面写下书目信息。看完书后,我就会翻阅我的笔记,并思考这些笔记与卡片盒里已经写好的笔记有什么关联。这意味着我在阅读时总是想着卡片盒中可能存在的联系。”(Luhmann et al., 1987)
你需要把对文本的理解做成一定形式的文献笔记,这样在做永久笔记时才有具体的素材。但不要把记文献笔记本身变成一个大工程。文献笔记应当简短而有助于写永久笔记,除此以外,其他事情要么可以帮助达到这一目的,否则就是对注意力的分散。
手写的速度比较慢,学生不能记下所有的讲座内容,所以相比于细节他们更关注重点,而想要记下重点,就需要先理解它。因此,选择手写笔记的学生们必须思考听到或读到的内容,否则就无法掌握论点的深层原理、观点和逻辑,这也有助于将其转换成自己的语言。而使用电脑录入笔记的学生速度要快得多,对他们来说把讲座内容逐字录入并不难,这样的笔记仿佛绕过了大脑,直接从耳朵传到了手指,而这实际上也让他们绕过了对讲座内容的理解。
当我们设定一个假设的时候,大脑就会自动进入搜索模式,扫描周围的支持数据,这既不是好的学习方法,也不是好的研究方法。更糟糕的是,我们通常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确认偏差(或自我偏差[13])在潜移默化地干预我们的生活。
确认偏差是一种微妙而重要的力量。正如心理学家雷蒙德·尼克森(Raymond Nickerson)所说的那样:“如果有人试图找出人类推理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确认偏差必将是候选答案之一”。(Nickerson, 1998)
解决确认偏差的问题需要分两步:首先,把整个写作过程颠倒过来;其次,把动机从寻找证实性的事实转变为收集所有相关信息,而不去管它支持什么论点。
从确定假设或主题开始线性地进行写作,这必然会导致更多的确认偏差。首先,基本上你在开始研究前就已经预设了立场,把你当下的理解定为研究的预期结果而非起点,这导致后期你的认知都会具有片面性。
卡片盒使得我们在阅读和记笔记时更有选择性,而唯一的选择标准是它们能否对卡片盒中的讨论构成补充,即它们是否与已有的笔记存在联系,或者可能在将来产生某种联系。
当我们开始使用卡片盒时,对习惯最重要的一项转变就是将注意力从个别项目的预设立场转移到卡片盒内的开放性联系上来。
我们要有所选择,但不是以支持或反对为标准,而是以相关或不相关为标准。一旦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卡片盒的内容上,那些反驳预设论点的信息就会突然变得非常有吸引力了,因为相比只有单一的支持预设论点的信息,加上这些与预设论点相悖的信息更容易在卡片盒内部构建联系,并引发思考和讨论。
最好的方法可能不是摘录,而是做笔记,就是对所阅读的文本进行浓缩重写。
阅读教材时缩写每章小结。
重复阅读是特别危险的,这是因为存在曝光效应(mere-exposure effect):当我们熟悉某事物的时候,会开始相信自己已经理解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还会对其越发喜欢(Bornstein, 1989)。
熟悉并不是理解,但在以某种形式测试自己之前,我们没有机会知道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某个事物,还是只是自以为理解了。如果在学习过程中不尝试验证自己的理解,我们就会愉快地享受着变得更聪明、更博学的错觉,而实际上自己一直和以前一样笨。当我们试图用自己的语言将读到的东西写出来时,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很快就会消失,我们突然就能看出问题了。
简要描述文本的主要观点,而不是收集引文。
“纸上的笔记,或电脑屏幕上的笔记,并没有使当代物理学或其他种类的智慧探索变得更容易,而是使这些探索更加具有实现目标的可能性。”这是《当代神经科学家手册》中的一个重要观点(Levy, 2011)。
同一本书两个译名?
我最近读了穆莱纳森(Mullainathan)和莎菲尔(Shafir)写的《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2013),他们研究了稀缺的体验如何影响认知并导致决策过程的变化;帮助读者理解以下问题:为什么几乎没有时间或金钱的人有时会做一些在别人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为什么面对最后期限的人有时会在各种任务之间疯狂切换?为什么钱少的人有时会把钱花在外卖等看似奢侈的事情上?在别人看来,一次只做一件事情,或者批量购买食材并自己做饭更有意义。这本书的有趣之处在于,作者并没有对这些行为进行质问甚至没有进行评判,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进行研究。
作为一个对政治问题有着社会学视角并对社会理论项目有着浓厚兴趣的人,我的第一条笔记写得很清楚:“任何对社会不平等的全面分析都必须包括稀缺性带来的认知效应。参见《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
这就需要思考“稀缺性的认知效应如何影响对社会不平等的分析”这个问题。
虽然舍列舍夫斯基能记住很多东西,但他很难忘记任何事情。大量细枝末节的事情不受控制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把重要的事情都淹没了。虽然他非常善于记忆事实,但几乎无法掌握某件事情的要旨,无法掌握细节背后的概念,无法将相关的事实与次要的细节区分开来。
舍列舍夫斯基在生活中的苦恼:有时候,他只是想买一个冰激凌,但一些小贩不经意间的话语就触发了他大量的联想和记忆,迫使他离开商店。这种经历令人难以承受。
舍列舍夫斯基可能具备我们大多数人不具备的记忆力,但缺少我们都具备的一项能力,即阻止大脑想起大多数不相关的信息。虽然舍列舍夫斯基不具备系统性遗忘的能力,但他仍然有能力抑制信息,可他即便做出非常细微的改变,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他总是太过频繁地被记忆、联想和联觉所淹没,很难在工作中坚持下去,也很难享受普通人很珍视的许多事情。最重要的是,这让他几乎无法进行抽象的思考。
将注意力从存储强度转移到提取强度是很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看看当下的教育状况,尤其是大多数学生所采用的学习策略,很容易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的学习仍然是以提高“存储强度”为目的,即使它无法被提高。这种学习方法主要是记住孤立的事实,而不强调建立联系。这正是学习心理学家们贴切描述的“死记硬背”——试图通过重复来强化和巩固大脑中的信息。这就像在古老的石碑上刻字一样,把客观材料塞入大脑。即便用花哨的词语将其描述为“加强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也不能改变徒劳的结果。
对于真正的、有用的学习来说真正有帮助的是将一条信息与尽可能多的有意义的上下文联系起来,就像我们将卡片盒中的笔记相互联系起来的做法一样。刻意地建立这些联系意味着建立了一个由相互联系的想法和事实组成的自我支持的网络,这些思想和事实互为线索,相互提示。
第一步是对当前内容进行足够的思考,然后我们才能写下它,第二步则是思考它对其他语境的意义。
卡片盒迫使我们提出许多阐述性的问题:它意味着什么?它与某事有什么联系?它与某事有什么区别?它与什么相似?卡片盒没有按主题分类,这是积极建立笔记之间联系的前提条件。只要联系是有意义的,不同的笔记之间也可以建立联系。
卢曼会在索引中的关键词旁边加上一条或两条笔记卡片的编号(Schmidt, 2013),选择关键词要慎重,不能过多,因为卡片盒不应被用作存取笔记的档案馆,而是要用作辅助思考的工具箱,所以笔记之间的引用关系要比目录与内容之间的索引关系重要得多。
写道:“特沃斯基和卡尼曼(Tversky/Kahneman, 1973)在一项实验时展示,如果人们能够很好地、详细地构思事件,而不是抽象地构思事件,那么他们更有可能高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如果从档案管理员的角度考虑,你可能会以“主题”“规范”或“方法”这样的一般分类法进行思考,从而认为“误判”“实验心理学”或“实验”这样的关键词比较合适。然而,事实是你可能不太会想要基于“实验心理学”的所有笔记来写一篇文章,也不太需要回顾所有与“实验”有关的笔记。或许你会考虑写一本关于“误判”的书,但又很难把这些堆积如山的笔记转变成一个结构化的论据。
如果你是一名从事决策工作的经济学家,你可能会想到,人们常常更加偏爱那些容易看得见结果的项目,而不是更有利可图的项目。对此,“资本配置问题”这个关键词可能是合适的,但仅仅是选择这个特定的关键词,就已经将笔记置于特定的上下文中了,这会赋予它特定的含义,并由此触发一系列特定语境下的问题。例如,如果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影响,那么它可以被衡量吗?是否已经有人测量过了?是否有数据可以说明其影响,比如上市公司的市值之类的数据?如果市值可以说明影响,那么评估上市公司市值的方法是否公平?如果影响不可衡量,是因为无法通过实验结果进行推断,还是结果已经被公布,导致人们的看法已经定型?如果影响不可衡量,这会不会又是一个反对“市场有效假说”的论据?又或者是一个在股市中叠加胜算的好方法?等等。通过选择“资本配置问题”这个关键词,你可能会偶然发现已有的关于资本配置的笔记,这些笔记或许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或许会引发新的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政治学家,这条笔记也许能回答你的某些问题,比如:为什么在选举期间会讨论某些话题,而不会讨论其他话题?为什么在政治上,主张容易看得见的解决方案比提倡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更讨巧?因此这条笔记可能触发了你的卡片盒中“政治策略”“选举”“功能失调”或“政治”这几个关键词。
选择关键词时,一定要着眼于自己正在研究或感兴趣的课题,千万不要孤立地看笔记。
例如 ZKN3 软件确实会根据已有的关键词和提取你写过的笔记里的关键词来给出建议,但这些只是最浅显的判断,而且很可能不是最好的,因此最好把这些建议当作提示,而非推荐。好的关键词通常不是已经在笔记中出现过的词,
卢曼使用了四种基本的交叉引用类型(Schmidt, 2013; Schmidt, 2015)。只有第一种和最后一种与软件形式的卡片盒有关,其他两种只是为了弥补纸笔的局限。如果你用的不是纸笔,而是应用软件,则不用关注它们。
卡片盒不仅有助于我们面对预设论点之外的信息,还有助于实现所谓的特征存在效应(the feature positive effect)。这种现象是指,我们倾向于高估(在心理上)容易获得的信息的重要性,并使我们的思维向最近获得的事实倾斜,而不一定是最相关的事实。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助,我们可能只会考虑自己知道的东西,却考虑不到已经忘记的那些信息[20],这样的信息有很多,只是我们大多都不记得了,也找不到了,而卡片盒可以不断地提醒我们早已遗忘的信息。
通过使用卡片盒,我们可以不定期地提取先前的想法和事实,并将它们与其他信息联系起来,这正是专家们推荐的学习方式(Bjork, 2011; Kornell and Bjork, 2008),也是“闪卡”(flashcard)背后的理念。但是,即使闪卡比死记硬背教科书上的内容更有效,它们也有一个缺点,即闪卡上的信息既没有详细阐述,也没有嵌入一定的上下文中。每张闪卡都是孤立的,而没有跟理论框架的网络、我们的经验或思维模型的网格联系起来。这不仅使学习的难度大大增加,也使得理解信息的含义和意义更困难(参见 Birnbaum et al., 2013)。一个科学术语或概念只有在理论的背景下才会变得有意义,否则它就只是一个普通的词语。
软件。
科学史学家路德维克·弗莱克(Ludwik Fleck)写道:拥有解决某个问题的经验,对工作使用的工具和设备非常熟悉,最好是达到熟练的程度,是发现事物内在可能性的先决条件。(Fleck, 2012)
这甚至曾经是“new”这个单词的含义。在拉丁文中,“Novus”这个词过去是指“不同的”“不寻常的”,而不是指“闻所未闻的”“全新的”(Luhmann, 2005)。
而那些自认为心胸开阔的人,往往更容易坚持自己的最初理解,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天然的偏见,从而看不到抑制这种偏见的需求。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可以“压制”最初的理解,那就是自欺欺人。
数学家亚伯拉罕·瓦尔德(Abraham Wald)是最能说明这一技能的著名人物之一(Mangel and Samaniego, 198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要求帮助英国空军找到飞机上最常被子弹击中的区域,以便在那些地方覆盖更多的装甲。但瓦尔德并没有统计返航飞机上的弹孔,而是建议在返航飞机都没有被击中的地方加装装甲。原来,之前英国空军犯了思维上的常见错误——“幸存者偏差”(Taleb, 2005):他们只考虑了那些回来的飞机上的弹孔,但这些都是不太关键的,否则他们就回不来了;而忽略了没飞回来的飞机,它们正是因为被击中了需要额外保护的关键部位(比如油箱)才没能返航。
例子。
很少有产品开发人员愿意学习他人的经验,甚至大多数公司不会跟踪自己的失败案例,例如麦克马思公司的系列案例表明,同一错误会发生在不同的场景,甚至会发生在同一公司的每一代开发人员身上(McMath and Forbes, 1999)。
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在他的《选择的悖论》(The Paradox of Choice)一书中,采用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减少选择不仅可以提高生产力,还可以增加我们的自由,甚至让我们更容易融入当下、享受当下(Schwartz, 2007)。书中的例子涉及购物、职业和恋爱,我认为也应该把学术写作添加进去——当我们不把资源浪费在选择上,我们就能释放更多的潜能。
在选择话题时,我们想找的是那些重要的、有趣的、能利用现有素材的话题,但实际上大脑却会优先考虑当前容易获得的想法。这是因为大脑提取信息的方式并不符合脑力活动的最佳要求,大脑更偏爱最近遇到的、有情感附加的、生动具体的,或者是押韵的想法(Schacter, 2001; Schacter, Chiao and Mitchell, 2003),而那些抽象的、模糊的、没能引起情感共鸣的,或者是听起来不顺耳的想法都会被我们置之脑后。
当面对新任务时,什么样的自主选择能够提高人们的积极性?我们认为,选择的性质可能是影响因素之一:一方面,如果是不重要的或不受重视的任务,即使没有选择的压力,自主选择也不会让人更具有活力,反而会消耗人们的精力;另一方面,如果面对的任务对个人非常有价值,那么自主选择就确实可能激励人们前进。”(Moller, 2006)
比如选择吃什么是消耗精力(意志力)的。
第一个关键点:确保文本具有结构化和灵活性。
第二个关键点:尝试同时写多个项目的手稿,这样才能发挥出卡片盒的真正威力。从某种程度上看,卡片盒有点像化工行业所说的“一体化”(Verbund)。一般情况下,生产线不可避免地都会有一些副产品,但是在这种环境下,一条生产线的副产品可以成为另一条生产线的原料,而另一条生产线的副产品又可以用于其他工序。
当运动员把自己想象成比赛的胜利者时,对实际比赛并没有什么帮助;但如果他们能想象出为了能够赢得比赛而必须进行的所有训练,结果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脑海里有一个更现实的想法,不仅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表现,还能提高他们的积极性(Singer et al., 2001)。
著名的帕金森定律,工作时预留再多的时间都不会有剩余,就像空气会充满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一样(Parkinson, 1957)。这一定律适用于那些需要较长时间去完成的任务,而不适用于那些可以一次性完成的任务。这也是由于前面提到的蔡格尼克效应的存在(Zeigarnik, 1927),即如果任务没有被完成(或被写下来),就会一直停留在我们的大脑里。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你所面临的任务,是否需要很长时间来完成。如果任务是“记一条笔记”“收集这篇文章中有趣的内容”或者是“把这一系列的笔记整合成一段话”,就很容易完成;而如果是像“继续写那篇逾期的论文”这样一个不具体、不明确的任务,执行起来就困难得多。
在修改草稿的过程中,最难的任务是删除那些对论点没用的东西,就像“杀死你的挚爱”一样痛苦[ 27]。如果不想那么痛苦,可以把那些不适用的内容转移到另一个文档中,并告诉自己以后再用它们。例如,我在写文档时,总会另建一个名叫“XX 剩余部分. doc”的文档,当我需要删掉一些用不着的内容时,就会把这些内容复制到这个文档中,告诉自己之后会再审读它们,并且把它们用到其他合适的地方。当然,我从来没有再看过这些文档,但这样做确实让我修改草稿时更容易了。其他略懂心理学的人也是这样做的(Thaler, 2015)。
培养新习惯的诀窍在于,不要试图与旧习惯决裂,也不要指望通过意志力逼迫自己去做,而是要有策略地建立新习惯,并逐步取代旧习惯。
[2] 尽管 Csikszentmihalyi 的心流概念已成为日常用语的一部分,但从未被全面研究过。 20 世纪 60 年代,苏联的一些研究集中在“后自愿注意”(Postvoluntary attention)上,这基本上是指同一件事——既不是自愿的也不是非自愿的、不必耗费意志力的注意力。但是几乎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是俄文,因此从未进入心理学的国际讨论(Bruya, 2010; Dobrynin, 1966)。
[22] 不过,你可以让所有成员单独进行头脑风暴,之后汇总结果,来避免这种局限性。
[25] 第一个也是最发达的“一体化”位于德国路德维希港。它隶属于全球最大的化工公司巴斯夫,尽管它位于工资和社会保障成本都很高的发达国家,但它是全球利润最稳定的公司之一。
穆来纳森和沙菲尔经过详细的研究,找到了隧道效应的解决办法:如果希望能够有所改变,那么解决方案必须得看起来简单。
隧道效应?
听了很多道理,依旧过不好这一生。其中原因之一在于,我们只是看到了信息,却没有将其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转化为自己的知识。